我国刑法犯罪数额分类及立法模式完善

犯罪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中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价值量,可分为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指向数额、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立法数额与司法数额。刑法上犯罪数额立法采用《国家赔偿法》模式,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国家上年度人均生活费标准作为参照系数,有助于统一犯罪数额的标准,保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犯罪数额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是与犯罪行为相关联并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经济利益数量，它对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定罪量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对犯罪数额的规定大致有概括型，具体型和比例型三种方式，实现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概括性，立法稳定性和司法可操作性的和谐与平衡是犯罪数额立法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对未完成犯罪，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中的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关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设立模式的解读

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模式既是一个立法论问题,也是刑法解释论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我国"犯罪成立模式说"对传统刑法"犯罪既遂模式说"的批判并不成立,"犯罪既遂模式说"不仅在解释论上具有可行性,也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的解读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危害政府正常运行的严重犯罪,随着我国打击贪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原有的"计赃定罪"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如何合理地给贪腐犯罪分子准确定罪量刑的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有的定罪量刑模式进行了修改,也就是将数额与情节相结合,将数额不足但是情节严重的犯罪升格处理,形成了新的"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该模式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     

积极的刑法立法及其边界

晚近20年来,犯罪化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在我国确立。这主要表现在我国不断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了某些罪名的法定刑两个方面。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司法权和立法权配置失衡是我国采取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主要原因。积极的刑法立法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但是,对积极的刑法立法应当有所限制,使其处于一定的边界之内。这要求刑事立法应当理性对待民意,对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入罪应当慎重,加强对风险的预测与评估。     

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期货犯罪的体系以及处罚期货犯罪的原则。由于期货市场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期货犯罪的表现形态还有待探讨。本文借鉴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及国外的立法规定,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在作为经济法的《期货交易法》中设立刑罚处罚规范,待条件成熟后移入刑法典。同时认为对期货犯罪应采取必要性原则,即谦抑原则,以限制期货犯罪的范围,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     

交通肇事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思考

随着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提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已成为世界性潮流.通过对近年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解释的考量,交通肇事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趋势趋于明显.这反映了刑事立法与司法更加关注公共利益以及以人为本的刑法精神.针对醉酒驾车、超速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给社会公众带来巨大的危险,刑法是否有必要提前介入呢?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虑以及自由与安全的平衡.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没有必要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单位犯罪立法模式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六)》为终结

我国刑法涉及单位犯罪的条文112条,罪名134个,有四种立法模式,其中三种典型的立法模式,实行双罚制,一种非典型的立法模式,实行单罚制（代罚制）。在刑法分则中,条文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罚的犯罪,都属于自然人犯罪,而不是单位犯罪。     

论刑法调控经济活动的范围、局限及对策

在经济活动的法律调控机制中、刑法是不可缺乏的一环。围绕刑法调控经济活动的范围大小问题．法学界一直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我国现行刑法体现出犯罪化倾向。虽然刑法调控社会关系的范围广泛．可是在调控经济活动的广度、深度及调控方法上明显存在着局限。克服局限并加强刑法调控的对策主要有：经济立法与刑事立法同步进行,建立适度的刑法谓控范围;有效配置刑罚资源强化犯罪预防;树立开放的执法观．完善执法机制。     

中国网络犯罪立法检讨与发展前瞻

中国20多年来的网络犯罪立法经历了确认、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但存在立法时机的被动性、立法内容的碎片化、立法定量的可操作性差、立法的前瞻性匮乏、立法观念未成型、专门立法格局缺失、刑法扩张解释与立法完善的协同无序等问题。为了推动网络犯罪的立法转型,应构建理论研究与立法回应的协同机制,开拓网络刑法理论研究新局面,超越网络技术代际的变迁并引领理论转变与立法完善。同时,应以立法科学化为指导纲领,妥善解决网络立法定量因素与体系的独立化问题,注重立法的前瞻性功能,合理取舍网络犯罪的立法体例,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适宜性。     

大陆与澳门地区受贿罪比较研究

澳门地区刑法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和刑法理论对受贿罪的诠释具有鲜明的欧陆法系的特征,文章从法律规制、立法模式、罪名设置、构成理论、理念价值等方面对其与大陆的相关立法规定进行比较分析。     

对"携带凶器抢夺"定罪的质疑

抢夺罪是介于抢劫罪与盗窃罪之间的一种罪。我国刑法规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从抢夺罪与抢劫罪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异同来看，认为携带凶器抢夺与一般的抢夺犯罪没有性质上的差别，应将“携带凶器抢夺”作为抢夺罪一个从重情节予以定罪量刑。     

20年来经济刑法犯罪化趋势回眸及思考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20年来,经济刑法成为刑法修正和补充的重点之一.立法通过设置新罪或者对原规范的构成要素进行修正而大幅度地拓展了入罪范围,经济刑法犯罪化趋势凸显.转型时期对经济刑法的需求以及经济刑法本身的发展历程,使经济刑法犯罪化趋势的合理性能够得到证成.管窥20年来历次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内容,检讨其犯罪化进程中的得失,确立经济刑法犯罪化的一些基本原则,可以为未来经济刑法犯罪化作业提供参考性建议,以防止经济刑法出现“肥大化”.     

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强调犯罪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结果，数额犯本身也可以分为诸多种类；根据数额犯类型的不同，一定的数额既可以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也可以是犯罪的既遂条件；对于数额犯的共犯，要按照共犯人对犯罪数额发生所起的实际作用而不是分赃多少处罚。     

论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谈刑法第30条立法解释的正当性

《刑法》第30条的立法解释颁布之后,围绕该立法解释是否具有正当性以及该立法解释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定罪量刑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通过对该立法解释的正当性进行研究、对该立法解释的再解释,得出了结论:该立法解释具有正当性,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自负原则。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在实践中的规制与该立法解释并行不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采用"行为共同说"更加妥当。     

经济刑法立法模式选择与完善——以附属刑法为视角

如何完善经济刑法立法,是时下刑法学界不断探寻的重要命题,其中,经济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也是学界争议的焦点。经济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固然考虑经济犯罪的特质,但是,也不能脱离一国法律文化与现实状况。因此,采用刑法典统摄经济刑法规范以及在附属刑法中作提示性的规定的立法模式,是符合我国经济立法的发展规律的。当然,我国经济刑法立法模式有进一步完善之处,如刑法修正案立法形式与内容完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衔接与协调等。     

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

各国立法在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表现、主观特征、处罚等方面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刑法保护著作权上的先进经验和优势对我国现行刑法修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一是应改变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定罪标准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违法复制、销售著作权作品的数量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二是在犯罪成立条件上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只将其作为一项量刑情节;三是在自由刑和财产刑配合适用的基础上,应侧重完善关于罚金的规定。     

关于过失洗钱行为犯罪化的思考

某一违法行为的犯罪化是指对该违法行为的控制是否有必要通过设立刑法规范进行规制。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洗钱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此罪,而我国反洗钱的司法现状说明立法的规定不尽合理。国内也有学者对过失洗钱行为犯罪化持否定态度。从刑法学理论看,过失洗钱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符合犯罪化的标准。同时,国际反洗钱立法标准和域外较成熟的立法经验也说明将过失洗钱行为纳入我国立法范畴是可行的。因此,我国刑事立法有必要将过失洗钱行为犯罪化。当然,过失应仅限于"重大过失",其量刑也应明显轻于故意洗钱犯罪。此外,还应注意区分过失洗钱犯罪与过失处置赃物行为。     

洗钱罪立法完善--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衔接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于2003年10月23日对中国生效,其中第6条、第7条两个条文分别规定了“洗钱行为的刑事定罪”和“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我国刑法立法中洗钱罪规定应从上游犯罪范围、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等做好与公约的衔接,以改变我国目前洗钱犯罪日益严重却很少能够打击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