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霸政治追求及其对隐逸文化系统的影响

进入日益巩固而成熟的大一统政治后,隐逸文化系统之还能继续存在,社会政治系统对其之所以还能够容忍,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影响深远的王道、霸道政治观念有莫大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系统(政统)与隐逸文化系统二者,正是在"王道"政治理想上,找到了相契合之一点,而能相反相成,尽管他们各自在对王道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动机和目的是完全迥异的.     

谈唐太宗的辅臣对“贞观之治”所起的作用

一般史著在论及"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时,多谈到隋末农民战争的巨大推动以及唐太宗个人的杰出作用,笔者认为唐太宗的辅臣,特别是他的宰相集团,对"贞观之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魏征曾经说过:"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这种议论是颇有见地的.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唐太宗的辅臣所以能够对"贞观之治"起显著作用,原因有三:(一)唐太宗重视发挥辅臣的作用.他认为象隋文帝那样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并非明君.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因此他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道政治的理念——基于程氏经说的探讨

程氏兄弟之经说展现了他们的王道政治理念,即认为王道本于天理,王心与王政为王道之纲宗,在王道之权衡上有传德与传道之区分,尧舜、三代与孔子是王道政治理念之楷模。王道政治的实质是不偏不倚、万世不易的中庸之道,其具体表现是文质彬彬、情理交融的礼乐文明。按照二程的王道政治理念,历史上只有尧舜及三代之英能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秦汉以来以至于宋,则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而已。与自由民主政治相较,王道政治始终以和谐共筑的原初整体为出发点（内圣外王的整体）,而自由民主政治在其本质内容中蕴含某种根源性的分裂特征（德性与政治的分裂）。     

唐太宗人才思想探析

从唐太宗贞观元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治国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惟在得人"、"任人唯贤"等用人思想在今天仍放着光芒.     

唐太宗“选贤任能“的思想探讨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政治远见和励精图治的皇帝.他非常重视人才,实行开明的人才政策,并制定和实行选贤任能的原则,为实现"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唐太宗选贤任能的思想和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进步的作用,在当前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冲突与互助: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族群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壮族作为该地区历史较为悠久的土著族群之一,自古就存在着较为强烈的族群观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伴随大量流民涌入,壮族与迁入族群矛盾与融合加剧,族群观念逐渐弱化。近代以来壮族的国家观念受到西方列强技术器物入侵、政治制度输入、殖民文化渗透等,由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逐渐转化为民族国家观念。在此过程中,壮族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产生了两种互动形态:强族群观念与弱国家观念的冲突形态,弱族群观念与强国家观念的互助形态。     

两汉魏晋时期的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及其格局

文章以《华阳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为基本史料,旁补及其他两汉魏晋史志,论述了两汉魏晋西南族群地理观的族群意向、文化意向、环境意向三个基本问题。以《华阳国志》政区为空间解析单位,基于如上三个方面的论述,结论将两汉魏晋西南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划分为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不含史料不详或缺载郡)四种类型。文章同时发现:两汉魏晋西南"汉""夷"的划分与族群原本的身份世系没有刚性的关联,但与族群间的政治、文化关系有关,也与地缘有一定关系;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与族群客观分布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均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     

身份变化与民初旗民群体的社会转型

辛亥以后,旗人特权丧失,身份随之变化,迅速由统治族群转变为被统治族群,其近代社会转型因此而展开。从旗民向国民转向的过程中,旗人群体虽然面临生计困顿、社会歧视、谋生乏术等多种困难,但在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的关注扶助和旗民自身的努力下,旗民的近代转向最终得以完成。旗民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境一定程度影响了其近代发展,但放眼整个民国时期,旗民生存之艰难并不特异于其他族群,在从统治族群到被统治族群的身份转化的过程中,旗民群体并未遭遇到族群间的大规模屠杀,相反能够在"排满"的语境下实现平民化的转型,不仅表明民国肇造后国人观念之更新,也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国家整合的艰难与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