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文人群落的特征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具有不同的特征。书坊主、中层文人、下层文人、高级官僚等形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销售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销售者以坐贾和行商为主。     

清代广东刻书及书坊简介——以马礼逊藏书为中心

罗伯特·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由于中国实行严格海禁政策,马礼逊只能居住在中国政府指定的广州十三夷馆。清代广东地区的印刷出版事业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乾隆嘉靖年间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一大批民间书坊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为马礼逊收藏大量中文书籍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此,笔者主要从马礼逊所收中文书籍的种类、收集的时间、涉及到的民间书坊三个方面来窥测清代广东刻书印刷活动及民间书坊的一个侧面。     

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

我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才大繁荣,大发展.而建阳书坊是当时最主要的印刷中心,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阳书坊为追逐利润,同时也为了适应广大市民的需要,让小说更有效地承担起教化的任务,他们出版了明代三部名著的删节本或文简事繁本.但是,在这个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在出版书籍时,还坚守一条道德的底线,没有出版<金瓶梅>和正在热销的"艳情小说".     

宋代的印刷禁令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一项卓越贡献。宋代是我国印刷事业空前繁荣的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印刷来促进或加强社会各方的联系,由于印刷技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独立的印刷手工业行业,出现了经营刊刻业的书坊、书肆,同时也产生了“梓工”、“镌工”、“裱背工”等等以印刷为生的劳动者。我国雕板印刷业是分三条路线并行发展的,即官刻、私刻和书坊刻印。宋代官营刻印业规模很大,国子监设官专主其事,刻印内容有经史群书和医学本草、农艺之类的文籍。刻印大批图书以供皇室、三馆和秘府藏书之用,同时也颁赐给政府各机关及官僚士     

创意茶馆

明朝时候．苏州城的刻书刊印很是有名，出版商的利润非常可观。于是，有些外地人眼红了，纷纷拿了苏州人的书籍，私自刻板发行。苏州人印刷的书刚出版不久．盗版就跟着充斥市场。弄得苏州出版商无利可图，大为恼火。     

明代苏杭织造太监孙隆考略

孙隆,嘉靖年间生人,万历初为司礼监太监,曾两度受命提督苏杭织造,后又兼任苏、松、常、镇四府税监。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重心,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孙隆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可见他受到万历皇帝的高度信任。孙隆长期驻在苏、杭,关注民生,捐钱赈灾,并采取了一些促进丝织业发展,培植稳定税源的措施,但是他纵容属下横征暴敛,搜刮百姓,最终官民矛盾激化,导致了苏州民变。孙隆也是一位文化艺术修养很高的太监,他对西湖及周边景观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贡献。考察孙隆在苏杭的功过,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宫廷与江南的互动关系,以及织造太监对江南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明代的司礼监

本文将依次论述以下问题:洪武时期的宦官机构和宦官预政;洪武、宣德间司礼监职掌的演变;正统以后、司礼掌印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余论。一明代宦官机构,是在洪武时期创建完成的。从吴元年(洪武建元前一年)始置内使监起,到洪武三十年增设都知监和银作局止,前后历时三十一年,建成了一个包括十二监、二     

明朝权力分配探析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创立内阁制,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经仁宣之后,内阁与司礼监权利强化,议政权分给内阁,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这样,司礼监就获＂批红＂权。内阁和司礼监相互制约,谁也不能单独行使权力,使他们成为皇权服务的工具。     

关于“建本”与“建安版画”研究中几个地名的误解

福建建阳古代被誉为“图书之府”,刻书印业宋至明清兴盛之风延续六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刻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雕版印刷中心,刊印通俗书籍的数量与品种名列前茅。由于闽北古代建置沿革复杂多变,在建本与建安版画的研究中为名所困,经常出现了很多错误的表述。     

元代福建书院刻书

我国是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书籍的国家。大约隋代就发明了雕版术,到了唐代逐渐用于印刷书籍。福建是我国早期刻书发达中心地之一,到北宋已相当发达,南宋迄明代为雕版印书业鼎盛时期,在中国雕版刻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纵观福建雕版印书史,元代书院刻书的大发展最具特色。     

熊大木:亦儒亦商的出版人

在浓重的商业气息笼罩下,商业化向书籍出版领域的渗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主们开始参与到晚明的文化盛宴之中。     

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法律书籍的“序跋”为中心

明清时期法律书籍的序跋,对于考察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这些法律书籍的主干部分,包括律学注释、行政和司法指南以及判牍汇编三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法律知识类型,注重实用性与实践价值。法律书籍的作者群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大多数是颇具爱民情怀、关注民生、重视吏治,并且富有治理经验的官员与幕友。作者预设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初登仕版的官场新人,也包括经验老道的官员与幕友,乃至民间社会的讼师与民众。书籍的传播者既有作者及其家人,亦有皇帝、官场同僚与书坊商人,以及官员曾经任职地区的人士;传播渠道多种多样,除了官署张挂和刻印,也包括家刻和坊刻。这些法律书籍的刊印,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法律知识的传播,对明清时期的吏治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西游记》世德堂与李评本插图阐释的不同

《西游记》在明代多次被刊印,版本较多且均有插图。其中世德堂与李评本插图样式均为单页独幅,插图精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由于刊刻书坊绘刻传统的不同,插图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就插图对文本的阐释来看,相同的回目,插图阐释的内容不同,即便是针对相同的情节进行阐释,插图在细节方面也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源于绘图者对文本有意识地选择、设计和构思。     

凌、闵二氏套印本零签

明代湖州凌、闵二氏是印刷史上公认的最有名的套版印刷两家。在明末，两家刻印了大量套色书籍，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和杜信孚先生《明代版刻综录》这两本书对凌、闵二氏的套版印刷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历史久远，其套版印刷实物不易得见，后来许多关于凌、闵套版印刷的叙述都来自第二手资料，因此对它们作些考辨，提高其准确性，是很有价值的。     

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及传统中国出版业的近代转型

《船山遗书》的重刻发行，是作为组建“理（礼）学经世”文化秩序这一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通过重刻《船山遗书》，不仅引发了曾国藩主持重刻中国传统典籍和翻译出版西方书籍的兴趣，而且对于传统中国图书出版业在近代转型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明代中枢章奏批转程序初探

明代自仁宣以后诸帝多晏居深宫 ,九阍重重政事的处决全赖章疏一线。本文以明代的章疏批转为选题即是希望以对此问题的考察为切入点 ,探讨皇帝 ,司礼监 ,内阁各自在中枢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及其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格局。     

近代广州出版与书籍广告简述

广州因其具有悠久的刻书传统和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西文近代印刷出版业传入的前沿,从而大大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铅活字印刷为先导的西文近代印刷术,伴随着西文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广州的印刷出版技术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书籍广告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被一些刻书商充分利用,以报纸和其他公共场所为载体,策划出一些颇有影响、受读者欢迎的书籍。     

天京刻书述略

为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太平天国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写、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极力查禁销毁，致使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根据有关文献考察可见太平天国刻书的概况和版本学方面的特点。     

“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说的考讹证误

郑和卒年卒地,正史无载。郑鹤声、郑一钧“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一说,现已成为主流看法。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全文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及卒年卒地无关,其附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作为孤证,作者来历不明,且内容错乱残缺,关键之句“时有太监郑和等”,“和”为小号字,乃后人小注,不足为凭;郑文摘录之有关文字与明万历刻本影印件有多处差异,误将小号字“和”抄录为大号字“和”,将小注讹为正文,据此立说实不可信。明代郑和下西洋原始史料《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天方国”条,及2010年南京祖堂山洪保墓葬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葬铭》表明,宣德八年正使太监郑和本人并未亲自出使古里国,而是副使太监洪保充正使率分艨出使,不存在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国的可能性。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下)

五、太监私资建寺与修寺明代内廷太监既然多数信仰佛教 ,自然会发展到私资建寺、修寺。太监以个人资财建寺修寺 ,是明代佛教乃至于明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下文以北京地区为例说明这一现象。(一 )明代大无人不建佛寺朱彝尊在《日下旧闻考》中称∶“都城自辽、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