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按摩”到“情感消费”:北京2022冬奥会短视频的模因传播研究

在“视频社会化时代”,短视频日益介入到当代社会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北京2022冬奥会期间,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批北京冬奥会短视频作品,成为信息传播、舆情引导、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这些短视频作品从视觉、心理和审美层面“按摩”观众,并努力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建构人们新的“情感消费模式”。本文通过对北京冬奥会短视频作品展开媒介文本解读,以模因传播为主要研究问题,探究影像背后所蕴含的情感肌理、文化传播机制和消费逻辑,进而更深入地探讨短视频赋能体育文化传播的普适性路径,这将是视频社会化时代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命题。     

列宁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与实践

列宁对按劳分配的分析首先,列宁阐述了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不可避免性。他说:“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     

评介《新文学的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在近年的文学研究界是颇为风行的方法,但较为系统、较有份量的批评专著尚不多见。由陕西师大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李继凯著《新文学的心理分析》颇值一读。该书分“综论篇”、“比较篇”、“透视篇”,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创作、从作家到读者,以心理分析为角度对新文学作了全面的把握,得出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结论。在对“五四”文学进行考察时,作者认为“生命存在的危机和外来人本思潮启蒙,导致了‘五四’人生命意识觉醒,并进而催生了真正的‘人的文学’”。认为这才是“五四”文学的“超时代”的价值所在。就是说,“五四”文学给渐将衰颓下去的国人生命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人们开始发现了个体生命的存在。而这正是社会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从生命活力的演化来考察社会的进展,的确能够简洁而富有想象力地抓住某一历史阶段社会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并折射出这种社会历史的演进趋向。     

“玄象”与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

“玄”,《说文》释之曰:“幽远也,象幽。”引伸为奥妙、微妙、深奥难识。(美)秦维聪《李耳道德补正》云:“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象”,指现象、表象、或谓象征。《周易》用卦爻等符号象征自然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武侠退隐”现象

通过对老舍、张恨水、金庸等作家作品的解析,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武侠退隐”现象进行了研究;作家对武术这一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有了不同的认识与反思;这一现象可以区分为文化反思、政治驱动以及历史解构三种类型。     

陆机《文赋》创作论今探

陆机《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系统的创作论专著,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作理论。文章从“辩证的文质观”、“正确的‘怀霜临云’说”、“‘源’与‘流’的辩论统一”、“物化形象的构思过程”、“考辞就班的结构规律”、“积极的艺术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对“朕”、“余”(予)、“吾”、“我”的初步研究(上)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说:“从殷代到西周,‘朕’和‘乃’(而)只限用于领格。”“有少数例外,如《书经·尧典》‘朕在位七十载’。但是,《书经》的流传经过很多波折,个别的例外不足以妨害规则的建立。”“春秋战国以后,‘朕’字渐渐兼用于主恪了,但是‘乃’(而)仍以用于领格为常。”     

阿Q与堂·吉诃德

任何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色彩。当这些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后,便成为“又是世界性的,又是人民性的文学”(别林斯基)。而这些作品里的典型,都是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不朽形象。阿Q、堂·吉诃德便是其中之列。 阿Q与堂·吉诃德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前者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后者产生于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时间相隔约三百年,地跨欧亚。并具有不同的民     

船政文化产生与福建海洋文化渊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福建马尾诞生了中国的船政文化。文章从“从‘篙工楫师’到‘海军摇篮’”、“从‘古水战场’到‘近代军港”’、“从‘罗星塔’到‘罗零点’”这三个方面对船政文化与福建海洋文化渊源进行探讨。     

《庄子》哲理表达的艺术风格

《庄子》一书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庄书问世两千多年来,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候外庐说:“庄子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来看,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上自秦、汉、魏、晋的黄老与玄学,中至宋、元、明的理学,下至现代的唯心主义都有其血液贯注着.……这个战国时代的一家之言,……降服了不少学者,……‘饰人之心,易人之意’,更以‘胜人之口’,服人之心.”(《中国思想通     

不应断为“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

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选编了柳宗元的《童区寄传》。课本中对一句话是这样逗断的:“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 关于这句话,课本上有一个注释:“[虚所]集市。虚,同‘墟’。”还有一个练习题:“解释下边加点的词”——“之虚所卖之”。 根据课本对这句话的句读和练习题的要求,《教学参考书》作了相应的处理: 首先是“解释下边加点的词”:“之虚所卖之(前一个‘之’,动词,相当于‘往’、‘去’。后一个‘之’,代词,指区寄,相当于‘他’。‘所’,名词,相当于‘处所’、‘地方’。) 其次是“补充注释”:“[去逾四十里]去,离开(不应解成为‘来去’的去)。”     

论韩丽珠《缝身》的空间书写

“香港文学新天后”这一称呼稍显俗气,但也表明了韩丽珠作为香港重要新生代作家的身份。与坚持空间叙事试验的前辈一样,在韩的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长了四十六颗门牙的女子与母亲——‘家’的想象——九七后香港记忆”这类如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重叠的空间书写。值得说明的是,当下空间的概念大多并不限于马克思所说的地理意涵,在丰富的空间内涵中本文将借鉴“空间乃是一种秩序”[1]这一概念。并对前人的空间理论加以融合,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两方面对韩丽珠的作品《缝身》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新兴文体。通过变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说唱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还可以回答文学史上曾长期不能解决的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渊源问题。１９２９年郑振振铎《敦煌俗文学》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说：“这种俗文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地名之曰‘变文”’后来郑振铎编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又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变文”加以…     

最早的启发式教学

有一本关于教育史的著作,这样说:“后世的所谓‘启发教学法’,就是从苏格拉底法发展出来的。”并且还说:“应该指出,这种方法在智者们的教学中已经广泛运用了。”(《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其实,启发教学法最早的倡导者,应该是我国古代的孔子。苏格拉底(Sokrates)生活在     

扭曲世界的折射认识——《变形记》系统考察

卡夫卡是奥地利现代作家。他的小说,思想内容怪涎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在艺术风格上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小说迥然有异。在文学领域中,他别具一格,独树一帜,为后来现代派文学开了先河,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短篇小说《变形记》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自从卡夫卡的《变形记》问世以后,有关艺术形象的‘变形’有了新的开拓。”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中,《变形记》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主体意识第一次深刻而隐秘地揭示人的异化现象。《变形记》所展示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作品是作者心态的凝聚和情感的深化,透过“甲虫”的表层,暗涵着内隐的、无形的深层结构。这个复杂的结构系统蕴涵着特殊的审美情感趣味、伦理道德规范,主体自我意识。(图示如下)     

也谈“托尔斯太主义”——与马家骏同志商榷

在学习列宁论托尔斯太的文章时,我们常常碰到“托尔斯太主义”这个词。对这个词的含义、概念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什么是“托尔斯太主义”?它的内容是什么?产生在什么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 列宁说:“托尔斯太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列·尼·托尔斯太和他的时代》) 概括起来说,托尔斯太主义的内容包括:“不以暴力抗恶”、“人类爱”和“道德的自我修养”。其核心是“不以暴力抗恶”。     

原始宗教·巫术与古乐舞

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生,大约是旧石器时代的远古氏族公社时期。马克思说,原始人“‘潜在力’的进步是很大的,已有语言、管理、宗教、建筑术、财产的萌牙。”(《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也是原始社会生产的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一种反映。中央民     

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文化误读与有效规避

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跨文化间的新闻传播已成为不同群际主体进行文化接触的重要“中介”。然而,文化的差异性也让传播活动存在文化误读现象,如符码转换失真和偏向性二次编码,既影响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解码效果,又容易导致文化相对主义、误读甚至冲突。为了避免这一现象,通过对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文化误读进行本体性分析,并对背后成因进行深刻剖析和探讨,最终从文化宽容、构建动态的全球媒介伦理、“自我”与“他者”间的联通三个层面提供行之有效的规避策略,以期营造良好的国际传播生态图景。     

《吕氏春秋》“万堇不杀”试释

《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校释 ,学林出版社 1984年版 )卷 2 5《别类》曰 :“夫草有莘有 ,独食之则杀人 ,合而食之则益寿 ;万堇不杀。”毕沅曰 :“堇 ,乌头也 ,毒药 ,能杀人。万堇则不能杀 ,未详。”杨昭俊曰 :“万非草类 ,‘万’是‘’字之讹。《说文》云 :‘ ,草也’。言乌头有毒 ,合草服之则不杀人。”谭戒甫曰 :“《说文》 :‘万 ,虫也’。《埤雅》 :‘蜂一名万’。盖‘万’即‘’之本字 ,《左传》僖二十二年所谓‘有毒’是也。《淮南·说林篇》‘腹蛇螫人 ,傅以和堇即愈’ ,彼高注云 :‘和堇 ,毒药’。盖堇能制虫蛇之毒 ,…     

"五四"前我国文学观念的论争和现代化之首演

“五四”前 ,我国文学观念的演变是在现代性的策动下进行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反思、批判的现代意识精神。由于对现代性的不同的接受和外国文艺思潮的多种影响 ,在不同代表人物那里 ,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也表现得多种多样。有批判封建王朝 ,改以“国民”为主导的政教型文学观 ;有一反政教型传统、视文学为满足人生欲望的一种解脱、提出并区分“自律”和“他律”的游戏说的纯文学观 ;有引进“审美”、在审美中描绘人生的文学观 ;有主张发挥文学的斗争精神 ,又视文学功能为“不用之用”的文学观 ;有将文学的娱乐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休闲文学观。这些文学观念 ,都谈“人生” ,实则具有不同的含义 ,显示了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和不同方面 ,并给文学研究带进了一大批新的现代学术话语 ,成为我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组成部分 ,直到今天仍被我们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