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郑玄《毛诗笺》对词义的训释

郑玄《毛诗笺》(以下简称郑笺),训诂内容丰富、方法较完备,是汉代以来随文释义的典范。两汉众多经学家治毛诗,唯有郑玄作笺对毛诗的流传推广作用最大。虽然西汉三家诗盛行并列于学官、立为博士,而到了东汉末年“自郑笺即行,齐鲁韩三家遂废”,又到唐孔颖达定《五经正义》、诗取毛郑,更使毛诗为后世所崇尚,最后完全取代三家而成为诗学的正宗。可见郑笺的训诂是卓有成效的,在汉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郑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本文拟着重谈其词义训释的特点。     

两汉三国三礼学博士制度考述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而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由于三礼中的《周礼》与《礼记》不在五经之列,因而当时只有《仪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而《周礼》与《礼记》均不得立于学官,未曾设置博士。这种状况终两汉之世不曾改变。唯有《周礼》曾在新莽时一度立为博士,但东汉复辟后自然废罢。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和《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提升,《周礼》与《礼记》两部礼学经典终于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本文对两汉时期《仪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新莽时期《周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和三国时期《周礼》学和《礼记》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及其他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毛诗序》通释新解

《毛诗序》通释新解刘忠惠关于《诗经》的传授，在汉代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诗说。前三家诗说属于今文经学，并立干学官。唯赵人毛苌所传的诗属于古文经学，未干得立学官。汉代以后，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毛诗》。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云：齐、鲁、韩三家诗说...     

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儒学逐渐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此次会议的政治背景,统一“五经同异”是石渠阁会议的直接目的。石渠阁会议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谷梁春秋》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重的学术地位。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学术地位。     

《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索

一《诗·商颂》的作年作者,是一个久争未决的问题。汉代,今文三家诗都认为《商颂》出自春秋时期宋人之手,而古文毛诗却认为《商颂》是殷人颂祖致祭的诗歌。汉以后,毛诗独行于世,三家诗日渐沦亡,治《诗》者论及这个问题,多用毛诗说,连敢于疑古的宋代人,也犹如此。清代乾嘉以后,随着三家诗辑佚工作开展,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又热烈超     

汉代的太学及其教学方法

西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统治,采用董仲舒"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正式成立了太学,作为中央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京都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太学的教官称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博士各专一经,在太学中以专习的一经对弟子进行教授.原来《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每经只有一家之说,后辗转传授,各有增改,发展到五经十四家.于是至西汉末年太学里的博士也增加到了14人.博士皆由征拜或     

郭店楚简引诗论及毛诗《都人士》的文本生成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缁衣》第九章引《诗》,学者以为是《小雅·都人士》,但用字、用词、用韵、句数、结构、内容与《礼记》所引、《毛诗》迥然不同,也不见于汉代服虔所言逸诗。而《毛诗·都人士》首章与后四章在内容表达、主题思想、结构逻辑又难以统一。因而“三家则亡”,“毛氏有之”,不过是郑玄所见文本的一家之言。《礼记》引诗是对旧本的增益改换,后世《毛诗》学者将其中《缁衣》“子曰”文字写入诗序,也将诗句移入《毛诗》文本,成为《毛诗·都人士》首章。但有学者指出郭简为“节引”,“鲁、齐、韩三家诗没有《毛诗》的首章六句,当属脱漏”,也是值得再探讨的。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魏源对卫宏《诗序》与《郑笺》的批评

魏源《诗古微》认为《毛诗》本无所谓序,今存《诗序》是卫宏依托毛公之义附益而成,故《诗序》有两个部分,一是合于《诗经》的毛公之义部分,一是在性质上完全与西汉四家诗背道而驰的卫宏附益部分。卫宏造《序》是《毛诗》本义不明的根源所在,而郑玄《毛诗笺》却多采卫宏的误说,孔疏又守郑笺之说,三者一脉相承,使西汉四家诗之义愈以晦涩。     

关于山谷词诸多问题之我见

黄山谷作为元祐时期蜀学学派的顶级人物,他的词亦同他的诗一样,在其当代就是学人的学术热点,就是学术探讨、规范词特征的参照系。学人对山谷词的关注归纳起来不外是忌俗、风格、本色等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拉回到蜀学的大框架才有意味。     

20 世纪京剧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赵碧云、绿牡丹访日演出之成败谈

在梅兰芳1919年访日后不久,日本浪花座迎来了赵碧云一行。在梅兰芳1924年第二次访日后的翌年,帝国剧场又邀请了绿牡丹一行人的访日公演。前者反响平平,后者却一举成功。二者作为梅兰芳带动下的访日公演,是梅兰芳访日公演的影响研究的重要环节,以往却多被忽视。而浪花座场所之旧、剧目之旧,演员未能“入乡随俗”的安排,都是赵演出反响平平的原因。绿的成功,也离不开梅兰芳此前两次演出的铺垫,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京派海派京剧的对比与宣传,旅居北京和上海的日本人的中国戏曲印象铺垫,时代变化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的促成,才使得绿牡丹几经磨难后,顺利成行且一举成功。     

试论清末民初西康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奉命治边,实施改土归流开始,西康始出现师范教育。赵氏在西康以"兴学"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短短几年间,西康师范教育从无到有,蓬勃发展,遍及西康各地。民国始肇,西康师范陷入沉寂,几乎被摧毁殆尽,虽然历时甚短,但其对西康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仍然不容忽视。一方面新式学堂广泛建立,受教育者增加,边民素质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民族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维护了边疆稳定。其历史经验、成效仍值得我们借鉴。     

论虞集颂盛忠君的馆阁心态

元代著名诗人虞集仕宦生涯的复杂心态在诗歌中有较多流露。一方面,出于对盛世文明的认同,他很多诗歌流露了颂盛忠君的思想;另一方面,在朝屡受排挤和迫害,他也有一些诗歌流露孤独、无奈甚至愤懑的消极情绪。但颂盛忠君一直是他思想的主线,他的归隐之念从未超出过他的仕宦期待,他的仕元立场显然比赵孟頫和袁桷更热忱和积极,他诗歌的情感基调也一直是颂美盛世、感念君恩。把握虞集,离开这条主线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偏颇和有失公允的。     

论田文镜及雍正朝的吏治

田文镜是雍正朝著名的“模范督抚”。康熙末雍正初的政局为田文镜的升迁提供了契机,田文镜为雍正的“严猛”政治树立了典范。“清官”加“酷吏”是田文镜一生的真实写照。田文镜的起用、升迁是雍正朝吏治的一个缩影,而雍正朝的吏治又与当时的政局紧密相联。     

天妃以前的海洋保护神——白鹤崇和大帝赵炳

东汉赵炳,东阳人。在章安一带修道行医,在民间影响极大。死后在各地海洋河泊等处显圣。南宋时,高宗赵构南渡,累封至白鹤崇和大帝。在江南一带,凡是带有白鹤、灵康、赵侯的祠庙,都供奉赵炳,至今民间信仰极盛。史籍赵炳身世及其灵异的记载,说明他是天妃以前的海洋保护神。也是台州海洋文化的重点人物。     

赵国郡县职官考

结合传世文献与古文字材料来看,赵国郡级职官的记载相对缺乏,目前仅能搜集到郡守、强弩后将、司寇三职。赵国县级职官的设置较为复杂,现可推定有令、尉、司寇、司工、司成、工师、冶尹、宗正八职。赵国郡、县职官系统的不均衡特征可能是由郡与县在主要功能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赵国县级职官系统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代官僚制度的进步。     

浅论田文镜及雍正朝的吏治

田文镜是雍正朝著名的"模范督抚",也是雍正帝最宠爱的心腹大臣之一。在时人及今人的评价中,人们对田文镜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对当时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对田文镜及雍正朝的吏治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田文镜的宦海沉浮与雍正朝的吏治息息相关,而雍正朝的吏治又与当时的政局紧密相联。     

台州行政建置沿革考略

台州远古为扬州之域,荒服之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东海王国,嗣后置回浦乡,属会稽郡鄞县,汉昭帝始元二年置回浦县,为台州设县之始;东汉章帝章和元年改名章安县。三国吴会稽王太平二年分会稽郡东部设临海郡,为台州设郡之始。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郡南部置永嘉郡。隋文帝开皇九年撤并为临海县,开皇十一年徙治今临海城关,从此临海成为台州政治中心。唐高祖武德四年置台州,以境内天台山而得名。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台州撤地建市,行政中心移驻椒江。     

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

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损本逐末”。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处的文种演化阶段。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文所崇尚的“儒素”之内涵,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儒”指内容实在,“素”之指文字朴实。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明显有异。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