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的总概括,总评价,用宋人朱熹的话说就是:“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论语集注》)不过,“思无邪”一语,并不是孔子所自撰,而是他从《诗·鲁颂·駉》篇中借来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新解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论语·述而》,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教育警句。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把这句话翻译为:“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也定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选择优点而学习,看到短处而改正自己’。”李泽厚还援引朱熹《四书章句集解》:“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之师也。尹氏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善恶皆我之师,进善其有穷乎?”李泽厚对于朱熹执意为“三人”说并不满意,认为朱熹在这里…     

孔子“思无邪”说浅议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里说的“无邪”是指诗要使人归于正,“无邪”就是“正”。所谓“无邪”或“正”,就是要符合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即符合“仁”和“礼”的要求。“无邪”既是孔子对《诗》三百作出的根本性评价,也是孔子对诗歌创作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解读“国风”的现实主义

《诗经》之分为“风”、“雅”、“颂”,皆缘于音乐。其中,“风”为地方乐调,按出现地方不同,分为周南、召南、邶、鄢、卫等十五“国风”。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又说：“周南、召南……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尽管朱熹因其地位及意识之局限而对《诗经》解说甚多偏颇,但其坚持认定“国风”为“里巷歌谣之作”,     

古诗文中的比兴名句浅析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语出《论语·泰伯》。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意思是说,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厉悲哀的叫声;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反省自己的一生,回归本真,所以说出善良的话。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汉代以前,这部诗集的名称并不叫《诗经》。孔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左传》摘引诗集的诗句也只说“诗曰”、“诗云”等等,都没有经的称号。到了汉代,经学盛行,为了使这部诗集列为必读之书,才加之以“经”名。这部诗集收集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其时间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期到公元前     

“思无邪”考论——兼论孔门断章取义解《诗》传统

“思无邪”语出《诗经·鲁颂·駉》篇,在《论语·为政》篇中被孔子所征引。关于其内涵,历代释者主要形成“正”“诚”两条主流阐释路径,现当代学者在前贤基础上又提出“思”为祝辞、“无邪”为“无穷无尽”的新解。结合《駉》篇实为颂马诗的背景,“思无邪”本义当理解为“祝愿骏马繁多”。而孔子之意则是“思想纯正”,既指《诗经》作者感发惩创、劝善惩恶的创作意图,也指其对读者道德层面的感发与引导作用,体现了孔门解《诗》断章取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春秋“赋《诗》断章”之风与儒家重现实功用、重伦理教化理念的综合产物。     

论朱熹的“思无邪”说——朱熹美学思想批判之一

一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马冋)》,孔子借用来概括一部《诗经》的意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汉代学者认定《诗经》是孔子亲加删订,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又:“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部《诗经》皆当时仁人君子所作,三百五篇之义皆归于正。正是基于这一     

说“诗教”

我国曾被誉为诗的国度。“诗教”,堪称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朵奇葩。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在他看来,“诗教”的目的在于“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基于此,他写下了一千三百多首诗赋,对其弟子进     

新课标背景下的古诗文教学试说

记得T·S·艾略特说过,诗歌代表着一个民族最精细的感受与智慧。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称为《诗》。在孔子的眼中,《诗》是具有多种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的教材。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并称他的教育工作是“兴于《诗》”（论语·泰伯）。他说过一段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关于“兴”的内涵,尽管历来说法不一,汉代孔安国解释为“引譬连类”,宋代学者朱熹解释为“感发志意”,     

《采薇》与祭祀

《采薇》以薇起兴,进远戍士卒思归之意。历来释者,皆以为诗中所言的薇之作、薇之柔、薇之刚三个不同的生长阶段,乃记时也,喻离家之久远。如朱熹《诗集传》说:“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然对何以用薇来记时,却无深解。 《诗经》中言及薇的,尚还有两首。《召南·草虫》:“涉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缀     

《伐檀》二疑

《诗经·魏风·伐檀》次章曰:“坎坎伐辐兮,寞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毛传》:“直,直波也。”朱熹《诗集传》:“直,波文之直也。”近代说诗诸家,或避而不注。或承《毛传》、《诗集传》而注,如蒋立甫《诗经     

《诗经·木瓜》原始

《木瓜》是《诗经·卫风》的最后一篇,只有三章十二句,属于叠咏体,字面意思非常好懂。其原始意义应是卫人赞美齐桓公,自从朱熹的《诗集传》说:“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这种“疑”说逐渐被肯定。现在研究《诗经》者,公认为《木瓜》是言情诗,试看余冠英先生的解说和译诗:     

论朱熹《诗集传》之“淫诗说”

朱熹的《诗集传》一书,是朱熹受有宋一代疑古思辩之风影响,继欧阳修、苏辙、郑樵三氏开《诗经》学怀疑派之先河后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书虽每间采毛、郑之旧说,“也还有几分道气”(傅斯年《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但却坚持自己《诗》、《序》相分,以《诗》说《诗》的原则,不把诗和史妄加牵合,遇不解     

再论“思无邪”的本旨——兼谈《诗经》中的几首爱情诗

孔子在《论语&#183;为政》中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历来被解释为“思想纯正”,但本人窃以为“邪”应该理解为“伪”,则“思无邪”则应解释为“真实”更为恰当,同时例举了《诗经》中的几首爱情诗作为佐证。     

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

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淫诗公案”的主角，二人争论的焦点是“雅郑邪正”。朱熹把声和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风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吕祖谦认为《诗经》配乐有雅、俗，所录诗歌皆为雅正，其说符合孔子原意，但拘于政教的美刺之中。     

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解“思无邪”

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是：思无邪。自汉儒始,对“思无邪”的解释完全滑向了政教伦理。朱熹虽然力图复原《诗》之本义,却仍没能回到孔门《诗》论最初的思想理路上去。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为考察孔门《诗》论的思想方法,特别是重新解释“思无邪”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确切的实证。     

“思无邪”别论

<正>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而孔子几乎就是第一个对它推崇备至的人。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对《诗经》精警却是片言只语的评论,一直是《诗》学家解《诗》和文学评论家论诗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他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之论中的“思无邪”,作为我国第一个文学批评的标准,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孔子“思无邪”本义新探——与詹福瑞先生商榷

<正>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对孔子这一论断的理解,至今尚存在着分歧。而这,又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孔子《诗》论乃至整个思想体系这一更重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孔子的“思无邪”本义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