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形象

自古至今,秦始皇的形象在“殷鉴”中成为“残暴”的代名词,在历史的塑造中也不断往片面简单的脸谱化人物靠近。然而其在《史记》中的形象却仍是丰满立体、个性鲜明的,《秦始皇本纪》表现了始皇由创建帝国一统天下的英主转变为残暴帝王的过程,司马迁本人对其态度亦非常中肯客观,是将始皇当成一个初创天下而缺乏经验的悲剧英雄来创作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史公的遗憾和惋惜。     

项羽“非战之罪”辩

《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及项羽本人对项羽武力的渲染并不属实,项羽在很多战斗中都失败过。本文以垓下之战为例,分析项羽与汉军在作战方面的得失,进而分析司马迁为什么要极力宣扬项羽的武力,得出《史记·项羽本纪》既是司马迁表达对汉武帝爱意的一篇文章,也是宣泄不满的一篇文章,还是一篇对汉武帝劝谏的文章。     

“鰒鱼”与“鲍鱼”关系探讨

“鲍鱼之肆”中鲍鱼是指咸鱼,现代所称的鲍鱼在古代叫鰒鱼.鲍与鰒有同音关系,所以鰒鱼又称作鲍鱼.     

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作为一种史体,"纪"首先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其中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谈不上编年。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发展为编年叙事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史记》"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不过,在《史记》十二本纪中,编年叙事中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史记》十二本纪在文体方面主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编纂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存在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二是从编年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的现象,亦即司马迁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三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十二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汉书》"本纪"遵循《春秋》体例,建构"本纪"大事记的书写范式,不仅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而且也改变《史记》"本纪"的传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后世正史的本纪体例。同时,由于《汉书》"本纪"采取《春秋》大事记的体例,它往往需要相关列传来补充、完善事件的过程性,故《汉书》也建构"传以释纪"的叙事模式。整体言之,司马迁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来考察兴盛、观察失败,这种叙事愿望单纯依赖《春秋》笔法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有借助《尚书》《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与此后正史"本纪"有着很大区别,即呈现叙事完备的帝王传记之特质。     

项羽死于乌江应无疑义

冯其庸先生支持项羽“身死东城”而非“乌江自刎”一说,立论基础在对《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一句的分析上,而强调“欲”字,项羽仅是“欲”东渡而未曾东渡。分析《史记》中“欲”字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立论不成立,“欲”丝毫不影响后面的句子表达另外的或者正相反对的意思,或者说,欲字的含盖性极弱,覆盖面很小,它往往只能涉及紧跟之一词,如果是动词,则只能约束到一个词。它的力量仅仅如此而已。项羽身死之“东城”与自刎之“乌江”乃交互成文,实指一地。由此,项羽死于乌江自不待言。     

谈谈怀疑秦始皇“坑儒”记载不真实的理由

《秦史稿》依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的这两条材料,判断＂坑儒＂事件的存在,然而这是不可靠的。其理由表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坑儒＂记载的史料来源不可靠,它不是来源于《秦记》,而是民间传说;记载＂坑儒＂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诸要素不细不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暴政,但是口径不一致;曾做过秦朝博士,到汉代仍任博士的伏生、叔孙通等儒家学者谁也没有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了＂坑儒＂故事,但没有交代材料来源,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前辈学者都没见过这段材料;秦始皇密令人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种瓜结实的情节缺乏科学根据,也不符合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卫宏所讲坑儒故事与史实不符,经不住检验;设计圈套坑杀儒生不符合秦始皇的个性。由此判断,秦始皇一次坑杀460余名儒生和一次诱杀700名儒生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从“文史不分”到“文史异辙”:略议中国古代正史传记

从古代文、史两家由合而分的变化的背景看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历朝“正史”的开山之作 ,在写人艺术方面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超前性 ,奏出了许多暗合现代传记观的精彩乐章。司马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与其文、史并重的思想观念不无关联。其后的正史受“文史异辙”的史学观念影响 ,普遍存在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病症等     

论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的史家笔法

《吕太后本纪》是《史记》中的名篇,司马迁在本传中展现出超高的史家笔法。一是使用表现男性的"刚毅"之词来形容吕雉的个性品质;二是通过"互见法",记述吕雉的3次流泪,皆有功利目的,以此将人物具象化;三是通过具体描写毒害戚夫人以及"召惠帝观人彘"事件,深层剖解吕雉的狠毒之心及有负为人之母的德行;四是"太史公曰"中的论赞,显示出司马迁对吕雉当权时期政绩的"寓贬于褒"以及对外戚之祸的批判。     

项羽与阿喀琉斯的异同分析

项羽是《史记》中极富个性的英雄人物。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篇章中,司马迁以其苍劲朴拙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力可拔山,气足盖世的西楚霸王。无论是“会稽斩首”、“巨鹿破秦”、“睢水围汉”的英勇善战,还是“鸿门释刘”、“慷慨悲歌”、“泣泪别姬”的仁心柔肠,无不令人“心向往之”。纵是“不肯过江东”而自刎乌江,亦让后人“至今犹思”。     

《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以刘邦形象为例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都有关于刘邦的记载。对于这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开国君主,《史记》和《汉书》在其形象塑造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书对刘邦的称谓．对史料的处理方式．以及对项羽的态度的不同进行比较,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小议古代小说中的“梦谶”

谶言手段的运用是古代小说艺术形式上的一个闪光点,梦谶即是其中的一种。梦谶早见于《史记》中的先秦传述,对人物命运、事件结局进行巧妙地预示。此后历代史传、小说作品中,梦谶无论是在情节的渲染上,还是在布局的结构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至《红楼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妇女“问政”举要

本文主要从“问政”角度,列举了中国古代妇女在谏夫为政、助亲人成就大业,以才识辅用治邦、深明大义之举,爱国忧民之行、教子为政之道和促进民族和睦等方面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不同贡献的感人事迹,从而反映了我国古代妇女当时的精神风貌,揭示了她们的高尚精操和传统美德,给今天的人们以借鉴和启迪．     

《史记·纣王本纪》英译中的选词准确性与填充法运用问题探赜

《史记· 纣王本纪》中词汇丰富、复杂、表现力极强,叙述中存在大量使用同一汉语词语刻画出不同人物性格特点.词语的褒贬色彩亦较为多样,不仅使用了褒贬色彩分明的词语,亦使用了寓贬义于中性词甚至褒义词后的词语.同时存在相当多的文化负载词,于是怎样选词以忠实文意并展现其超凡的语言表现力,怎样避免文化负载词带来的阅读接受障碍,则成...     

辞约指博 言近意远——从田父和乌江亭长看司马迁对项羽悲剧形象塑造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一文的末尾塑造了田父和乌江亭长这两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一般认为,田父和乌江亭长的出现及其言行是司马迁的随意之笔,或仅认为是作者给项羽的生命设计了一个合理的终结,有时也对太史公在这一人物刻画方面有曲解的倾向或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以上看法对司马迁叙述的这一细节在认识上有不足之处,因为,这样只注意到了文章表面的叙述,却忽视了作者在这两个人物背后隐含的思想与强烈的情感。正确地认识这种思想与情感,对读懂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及其创作思想是很必要的。     

试论中国古代的“ 乐治”

中国古代有“乐治”的传统,是统治者教化民众的手段之一.“乐”具有感染人心的作用,同时又是民情风俗的反映.     

《项羽本纪》开头段落层次划分与标点分歧何其多?

《史记·项羽本纪》开头段落层次划分与标点分歧较多。段落层次划分因粗细程度不同,有一部分、两部分、三部分、六部分等情况。而标点符号分歧主要由对词义理解的分歧、句意理解上的分歧、句意群的划分分歧等因素产生。     

《史记·天官书》“宫”、“官”考辨

清人钱大昕以为,《史记·天官书》中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五＂宫＂字皆作＂官＂字。钱氏之说与司马迁对全天恒星分布区域的划分及传世文献不符,《天官书》之＂宫＂字不误。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

《史记·货殖列传》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篇重要论述,其中包含了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规律的一些基本认识。他认为,人的“利”“欲”本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分工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对社会经济有自发调节的作用,基于此,司马迁主张自由贸易,主张顺应自然经济规律。     

《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

长期以来,古小说《燕丹子》的成书年代一直令学界感到困惑并不断引发争议,由此牵涉到《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等相关问题。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秦、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其写作时间当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至于此事不为世人知晓,主要是因为江淹碍于现实因素有意隐瞒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从而导致了一千五百年来《燕丹子》成书之谜。     

论司马迁《史记》叙事中的照应——以《史记.项羽本纪》重要叙事写人照应关系为例

司马迁叙事照应方法缘于其继承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的内容和叙事方法。他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运用人物对话的照应叙写重大事件,将人物对话照应与叙事相结合,三组人物对话照应形成了刘邦韬光养晦的策略,环环相扣的许诺人物对话照应导致了项羽“击破沛公军”失败;他运用类似事件的前后照应,塑造人物形象,如项羽、项伯、项梁等,从而使整个叙事文字前后衔接,故事完整,天衣无缝,并增强了人物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