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已经为学术界所肯定。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针对其口号提出前前后后诗界的动向、发展、延续、影响等一系列过程做一些梳理，可以从其理论精髓和创作的内在方面，更清晰、更深入地展现晚清那批具有改良革新的政治愿望和学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那场学界的维新运动。     

论南社诗学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南社诸子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关系密切,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上皆有所深入,是诗界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发扬者.高旭、林庚白、汪兆铭等人对新意境、新名词的阐发,尤其具有理论深度,是20世纪中国诗学的宝贵财富,对于当下旧体诗词的创作亦具借鉴意义,应当引起诗学研究者的重视.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应和“诗界革命”节拍的南社诗歌

对南社诗人群体与“诗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学界多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异处,但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承传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因时移世异而表现出的两派诗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分野,而只从诗学精神的追求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诗界革命”的精神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即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 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熔铸新理念 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诗之史”与“史之思”的双重聚焦——从黄遵宪“诗界革命”说透视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变

中国近百年历史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现代性反思，可以黄遵宪等人在晚清的“诗界革命”作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学和中国学史，尤其是中国学的古今演变加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由此即可对“20世纪中国学”等观点和主张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把古代、近代、现代学视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前进运动。     

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策略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的语言策略,把口语引领进诗界革命的创作中,以消解疲态尽显的文言诗歌.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口语所具有的鲜活易懂、便于传递信息及凸显言说者的主体地位等诸多特点所决定的.诗界革命对口语入诗的倡导与实践,在现代新诗中得到充分回应与继承.     

浅论梁启超思想的“启蒙宣传性”——以其“三界革命”思想为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思想启蒙的主将,他发动的三界革命,从文学的角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给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塑造和要求,他的思想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和不彻底,但是这些都无法磨灭梁启超的思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启蒙的新动力。     

《饮冰室诗话》之"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刍议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作为“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解体和现代新诗产生的近代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饮冰室诗话》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思想是由《夏威夷游记》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兼长的“三长说”主张发展而来,对“诗界革命”的后期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对其重要意义尚未充分认识,文章联系“诗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新意境”和“旧风格”的内涵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具体探析,以揭示这一重要诗学思想的独特价值。     

梁启超的诗评与现代传媒

梁启超前期的诗评因借助现代报刊传媒而显得别开生面,整体上趋向平民化,现代传媒与诗评之间达成共赢。他的早期诗评因借助现代报刊传媒具有开放性、及时的互动性和鼓动性,最终在批评的外在形式上向现代转型。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下)

本文下篇探索黄遵宪等超前的“诗界革命”理论和创作的文化背景 ,岭东诗派和诗人宋湘等是其精神文化土壤 .在“诗界革命”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嘉应现象”,岭东诗人与“诗界革命”有着深刻的联系。     

熔铸新理念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 ,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 ,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 ,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 ,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诗界革命”：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悖论

观照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悖论对近代文学革命造成的文化困境,＂诗界革命＂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从＂新学诗＂到＂新派诗＂再到＂新体诗＂,＂诗界革命＂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和调整。思想启蒙与诗歌创新在具体实践中的龃龉,体现了近代启蒙者皈依传统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思维和逻辑结构没能在启蒙运动中得到转换,极大消减了＂诗界革命＂的历史价值。     

从《饮冰室诗话》看梁启超"新体诗"的诗歌主张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论诗论人。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力求推动文学革命,以改变民族素质,使新体诗具有了特定内涵;诗话阐发梁先生所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阐述诗话中知人论诗,缘事论诗的写作方法。本文在论述梁先生论诗方法的同时,探究诗中蕴涵的精神实质和至真性情。     

《女界钟》:金天翮的“女权革命”论

《女界钟》是晚清一部集大成的妇女问题论著,由金天翮于1903年7月完成。该书以倡导"女权革命"为宗旨,依据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况,将中国各项女性权力的获得区分为当下与稍后实施两个阶段,最终希望凭借女权的全面实现,完成与男性共建"新政府"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连贯的革命,金天翮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新式教育,把女性铸造成为"新国民",女性因此可以其"国民之母"的诞育能力,保证"新中国"的肌体健康。     

梁启超的“诗史”观——《饮冰室诗话》的若干诗学思想分析

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源于思想深处深沉浓厚的历史意识,在讨论近代诗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诗学的"诗史"精神,又将之与近代以新民为主旨的启蒙思想紧密联系,为新诗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