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教授、吴光教授对话“百年儒学的命运与前景＂

2012年11月21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合作举办、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清源国学讲堂”第三讲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逸夫报告厅举行。本讲主题是“百年儒学的命运与前景”,由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与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教授以对话形式合作主讲。杜维明和吴光教授分别就百年儒学的命运、“儒学复兴”的标志、“儒学复兴”的推动、儒学经典教育、儒学核心价值、儒家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及儒学的前景诸问题,     

关于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思考

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的政体形式,我国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也要从传统民族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本文选择民主、自由、人权三个较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民主政治基本概念来考察儒学与现代民主的关系,以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儒学文化滋润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新加坡儒学教育的观察

当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考察新加坡儒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开展道德教育的成功之处。借鉴新加坡经验,对推进我国学校德育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     

冯友兰“新儒学”之检讨

冯友兰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借以寻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儒学，实是希望理论工作者融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共同信念。     

“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作用的研究”断想

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作用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近代以来，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该问题大都持“消极作用论”；改革开放以后，论及此问题时的一般模式是：既谈消极作用，也谈积极作用。不过，不论持哪种观点，相当多的人都表现出了先入为主或浅尝辄止的井病，甚至可以认为，该问题根本就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为此，科技哲学界和其他各界应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从宏观角度研究每一历史时期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作用，而且，注意为儒学的作用准确定位，原原本本地理解儒学，以及加强实证性的微观研究。     

新加坡儒学伦理的复兴与发展

本文介绍了新加坡复兴与发展儒家伦理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概述了新加坡在复兴与发展儒家伦理过程的几个特点;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舆论宣传与制定相应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推广教育有机结合;继续发展儒家伦是的精华与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有机结合,这些有效的经验对于儒学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不无借鉴之处。     

论儒学的价值结构及其现代命运

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考察儒学,提出儒学的价值系统呈“三层次结构”。其中,君权至上是核心,决定着儒学理性思维和价值选择的主导方向;父权至尊是君权至上的社会保障机制;伦常神圣作为价值中介,使君权至上与父权至尊得以相通互补,而且具有了可操作性。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儒学的“格式塔”学术模式,辨析了儒学的理性与合理性问题,认为儒学的现代命运远不像现代新儒家们讲的那么乐观,复兴儒学难免事与愿违。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私立教育

本文概要介绍和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私立教育的发展概况和发展特征.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公民儒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林安梧提出"公民儒学"的理论构想。在体系构建与现实进路的双向推进下,林安梧将儒学复兴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新儒学的理论视阈。总的来说,"公民儒学"学理上固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新加坡“花园工业镇”——裕廊

裕廊位于新加坡岛西南部的海滨地带,距市区约10千米,面积60平方千米,相当于新加坡总面积1／10。这里原为荒芜之地．地形大部分是沼泽和丘陵,但它具备建设工业区的地理优势：有濒临新加坡海蛱、水深近12米的天然良港;有临近新加坡至马来西亚的铁路干线和公路干线;有当地最大河流裕廊河提供水源。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李承贵的“人文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面临双重困境和儒学多极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李承贵的＂人文儒学＂以＂人文主义＂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之人文特质,援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试图构建新的儒家形而上学。＂人文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人文儒学＂成为儒学本体形态的可能性不大,形上建构也并非儒学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向。     

从文化选择的共时与历时角度看“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复兴”思潮给我国的文化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下，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兼容思考的准则内，在民族化与全球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东方价值与欧洲价值的力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儒学中“德”与人才标准

中国古人讲人才问题有很多,经历了许多阶段。特别是儒学中对人才标准的理解,现在研究起来对我们当今社会都会有所启发。社会竞争激烈,人才标准不断提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做到把儒学中"德与人才标准的结合"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元代“社”制与儒学教化

“社”制是具有元代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其与儒学教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社”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社长的日常教化职责和“上通下达”的沟通职责,以及元代地方官以“社”为单位深入“社”内劝农、兴孝悌和办学校上。“社”制对于元代儒学教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儒学:“语法”还是“词汇”

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确实充当过文化“语法”的角色，然而这种语法与其说是文化的自然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在佛、道文化的冲击下，儒学曾几度动摇过其一尊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变量的活跃与改新，儒学业已失去了其“语法”地位，成为一种富有历史美学意义的“词汇”。因此，固守儒学“语法”意义的观点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当从文化生命的变易无常来看待儒学的当代命运。     

中国传统儒学里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命运

从中国传统儒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本文详细梳理了传统儒学里形而上学思想的内在理路、基本框架、基本内容以及其目的和意义,从而回应了中西哲学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从理论上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特点和特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对中国式的形而上学给出了初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