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校:记者培训的重要环节——德国新闻教育见闻

今年9月,应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邀请,我随上海财经记者代表团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行程虽然短暂,效率却非常高,代表团一行6人穿梭在法兰克福、波恩、柏林、汉堡和慕尼黑5大城市之间,顺利完成了对30个机构的登门拜访,这其中有一半是媒体单位。陪同代表团的是阿登纳基金会上海项目办事室主任Thomas Awe先生。中文名叫魏特茂．说快了和“为什么”有点音近,一位十分热情、友好和幽默的德国人。他在路上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搞笑段子”：有个中国小女孩问他为什么叫“为什么”。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为什么”;反正叫魏特茂,不要问为什么。玩笑归玩笑,魏特茂先生还是常常令我们感受到德意志民族严谨的一面。所谓“走在钟表上的民族”：他时时处处扮演掐秒表的角色,一看我们问个不休、无意刹车的时候,就会当机立断插话进来,“还可以问最后两个问题”。若问“密集访问”为什么能够做到环环相扣？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复合体"与"两分开"--报业集团体制创新探析

为什么要成立报业集团?报业集团的管理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成立报业集团后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等。对这些要害问题,中国报业的高层管理人士近十年来一直感到困惑,也从未停止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对报业集团提出的首项任务就是宣传和经营“两分开”,对此,不少报人问:为什么实行“两分开”?不造成扯皮吗?不削弱创收积极性吗?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     

当了一名校对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放弃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到报社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校对?我的回答总是:缘分,追求,或者说是文学对我的磁力.     

名著的阅读深度与国民素质的文化高度--解读“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的“阅读三问”

在促进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文章围绕朱永新的“阅读三问”,即“阅读为什么重要”“中国人应该读什么”以及“今天我们应该怎么读书”,剖析了朱永新“新阅读观”的人文内涵;并就《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一书涉及的全民阅读理念基础和阅读话题,探讨了名著阅读的深度与国民素质的文化高度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以全民阅读的深化提升国民素质水准、以中外名著的深阅读建构文化自信、以共读—分享方式提升学习力,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观点。     

第一着棋走什么

中国编辑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产生了。有人问我“第一着棋走什么”，我说“需要集体研究”；又问“你个人的意见是什么”，我说“研究编辑人才评价体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     

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

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新青年柴静

受命去拍摄一个人气上升的主持人柴静,缘于圈内人士评价她:有想法,有感觉。 打通她的电话,她正在山西临汾家里。她挺意外,直问:“为什么你们杂志要拍我?我马上就回北京了,我现在定居在北京。”听得出她很高兴,“定居”两个字咬得很重。 在湖南长沙铁道学院运输管理工程系上学时,柴静是热爱文学的女青年,看书、思考,学着谈恋爱。后来她写信给当时长沙知名电台主持人:“你也曾有梦,可否帮我成就梦想?”于是19岁毕业那年自做主张放弃分配,招聘至湖南文艺     

想爱先要爽

很多女人问我,如何才能得到一个你一直想得到的男人？比如,“我很喜欢他,可他就是不喜欢我;但我就是不想放弃,有什么办法？”之前我一般告诉女人们,最好放弃;不过,我现在将要告诉你一个方法——让他爽起来。     

无悔

年轻的摄影记者有时感到很辛苦,问我:“你干了一辈子摄影记者后悔不?”我说:“那是组织分配。”我始终记着参加革命时组织科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伴我到离休。所以在报社,让我跑农村采访,     

注解“老城市”

一位书评家一边翻阅我案头的“老城市”系列丛书,一边问我：“这套书你们为什么这么编？为什么不出成一套正儿八经的老城市画册？或者直接请几位作家写本叙旧的书,弄几张照片做做插图算了？为什么非得这样编？”我这样回答他：“这样编,好读。而书,首先是要好读。”这...     

从“小红本”到“大红本”——李德民印象

1978年,历史的机遇把我和小我六岁的李德民“放”在了一个研究生班。一见面,他称我“老师”。在大学,他是读图书馆学系的,现在居然当了新闻研究生,于是我常常以老大哥的姿态做一点善意的挪揄:“你可是混进来的,小心什么时候收回你的小红本(研究生证)。” 不久我便发现,他的思维有独特之处,性格也有独特之处。入学口试的时候,考官问他:“你是大学学图书馆学的,为什么毕业后分到了农场?”他的回答是:“这事恐怕应该去问‘四人帮’。” 小露锋芒,是当时在《市场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从武     

能大能小

一位信问无德禅师道：“同样一颗心，为什么还有大小的分别？”     

2013互联网新媒体的”临界点”真的到来了——对话：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

弃“纸”从“网”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媒体出身,1995年进入互联网领域,先后在《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主持互联网研究专栏,曾经担任《互联网周刊》总编等职务,也出版过很多部研究专著,后来为什么放弃传统媒体行业转战互联网新媒体？     

刊林漫步

世界上没有无限制的新闻自由有的人以为,既然讲新闻自由,就不应该有什么限制,讲限制就无所谓自由。持这种看法的人,中国有,外国也有。一次笔者出国访问,一位外国记者问,“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笔者回答说:“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有新闻自由。”又问:“有新闻自由,为什么还要用四项原则加以限制?”笔者用这位记者自己国家的情况回答说:“贵国是世界公认的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但也有几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作为国教的地位,皇室的尊严和权利,国家的利益。不能因     

电话采访小议

有一位年轻记者问一位老记者:“我们能用电话采访吗?为什么领导上总强调不要用电话采访呢?”这位年轻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用电话采访效率高。新闻不是要讲时效吗?为什么有现代化的工具不用呢? 应该承认,电话采访我们有时也是要用的。1986年夏天,一辆载着60名北京游客的大旅游车在去五台山的路上翻入深沟。新华社山西分社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件恶性事故应马     

浅谈绩效考评

为什么一些员工对绩效考核总是谈虎色变，而领导们更是头痛不已?“不做不行，做了却总是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大家都不满意。为什么?”他们问。     

从"杨丽娟事件"看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

2007年3月，随着杨父的自杀，“杨丽娟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报纸、网站、论坛的热门话题。而在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新闻媒体早在2006年4月就开始关注、介入的，长达一年时问。这期问，媒体到底做了些什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为什么又要在杨父自杀之后“热炒”此事？[第一段]     

虚掩着的门

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叮嘱员工;“谁也别走进8楼那个没挂门牌的房间”,但他没说明为什么。大家记住了,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去8楼那个房间。一个月后,又招收一批员工,总经理如前交代,有个年轻人在下面嘀咕了一声:“为什么?”“不为什么。”总经理严加训斥。年轻人好奇,众人责怪:“别拿自己的饭碗开心。”可年轻人来了犟脾气,他上了8楼,轻轻地叩门,没有反应,再轻轻一推,虚掩着     

美国媒体为何妖魔化中国

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     

档案馆基础建设的思考

一位年青的企业领导人,针对档案馆基础建设问题,对档案管理部门和规划计划部门提出了档案馆建设三问: 一问:为什么要建档案楼? 二问:最适宜的建筑面积? 三问:档案馆功能与发展? “三问”答卷引发了对档案馆建设问题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和档案馆基础建设实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