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者何以更好地安身立命

中国教育学者何以更好地安身立命,这个问题是在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开展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研究,“教育学立场”与跨学科研究的张力等方面的压力下产生的。要解决之,至少有两条路径:一是改造教育理论,以便更好地为教育实践者把握;二是创新教育理论,做好“接着说”、“在中国教育中”、“从教育学立场出发”、“创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工作。     

基于中国教育传统的中国教育学建构

中国教育学的构建一定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经验、源于中国教育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扎根中国土壤、具有中国泥土芬芳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学建构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是时代的必然、反思的必然和文化自信的必然。中国教育学与中国教育传统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在概念上发展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为学”“为仁”“为德”等核心话语;在思维方式上赓续中国教育传统中的“有机整合”“实用理性”“互通转化”等核心思维方式,从而建构中国教育学的独有概念和思维方式。     

繁荣背后的反思:中国的“教育学本土化”

20多年来外来教育学在中国纷纷“入土”并纷呈精彩,但“西方中心”、“二元对立”和“线性发展”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纠缠在其中,教育学本土化过程中以“移植”代研究、以“西方”为标尺随意裁割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惯习绵延不绝。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研究需要更多的理论智慧进行方法论的重建。     

在迎接复杂性的挑战中提升教育学的生命性——以“新基础教育”的发展为例

当代中国教育学内涵着并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呈现其生命性,在直面复杂的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变革实践中,以理论的建构“全息”丰富的世界,以理论的发展提升教育学的复杂性,使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与“我”的、“我和你”的生命相互交融,使理论更新与实践变革相互滋养。这具体体现为从“教育学”到“我的教育学”、从“教育学”到“我和你的教育学”以及从“教育学”到“我和你共同热爱、创生、享用的教育学”等方面。     

数字教育学的底层逻辑与构建路径——兼论中国式数字教育学建设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催生着系列教育新现象新问题,孕育着教育新规律,亟需系统性理论研究和整体性实践指导。数字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通信科学等融合形成的交叉实践科学,旨在研究数字教育现象、问题和规律,回答数字时代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等问题。本研究以学习规律为原点,以教育学的支撑性学科发展和技术介导发展为主线,揭示了数字教育学的历史必然性;以教育向0与1回归、数据成为教育新要素、数字空间成为教育新空间,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相互作用关系为数字教育学的底层逻辑并贯穿研究始终。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数字教育学的性质定位,提出了业务数字化、组织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三化”学术体系,融合话语体系,以及大数据研究范式等学理框架。在学理分析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式数字教育学的“四大原则”“三个阶段”“四支力量”以及基础保障等路径,以期对探索数字教育新规律,推动数字教育学研究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论创新,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指导。     

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教育学是其话语体系的支撑基础。在逻辑上,中国特色教育学依次是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学和“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般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具有“话语体系”的一般性、“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学理性和“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特殊性,是话语的表述体系“、教育学话语”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的价值体系的统一,由教育学的普适性话语、中国特色话语以及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基础话语、核心话语和具体话语构成。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突出表现在中国特质和社会主义性质上,即“：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人民中心的政治立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基础,辩证统一的思维特质。     

走向世界教育学的中国自觉——基于话语体系生成的维度

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是教育学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是教育学中国经验的智慧提升,是教育学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作为教育学“思想学理表征系统”的中国话语体系,始终处于“反向格义”与“主动化西”、“传承弘扬”与“重塑再生”、“宏大理论”与“微观叙事”的张力之中,在合乎现实之需、时代之规、历史之情、未来之势的基础上,需要持续回应“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在哪说”“说得如何”等问题。话语主体的情感认同与交往理性、话语内容的概念创生与论证说理、话语表达的模态建构与复调叙事、话语场域的时空重塑与再情境化、话语生态的求同存异与百家争鸣共同组成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生成的基本要素与问答逻辑。探索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需要扎根本土变革实践,凝聚标志理论共识,增强解释力与公信力;设置世界教育议题,回应时代发展诉求,提升引领力与显示度;整合立体传播网络,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高辐射力与影响度。     

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创新基地重点建设方向（上）

“新基础教育”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责任岗位：叶澜教授）探索和总结“新基础教育”在当代学校转型性变革研究,尤其是在学校管理、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新文化创建方面的独特经验和创新理论;探索中国教育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机制,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和机制以及中国教育理论对世界教育理论的可能贡献和贡献方式。     

中国文化传统在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价值与创生

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教育学学科范式具有价值性和权力性的系统化诠释和表达,中国文化传统是构建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之根,也是分析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思维与智慧之源,在“教育共同体”背景下更是中国教育学争夺世界话语权的价值基础。具有中国文化传统气息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存在三种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创生路径:实践-文化传统型、理论-文化传统型和文化传统-理论型。三种路径在运作过程中都关涉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在不同路径中三者的地位及其结构关系会因创生主体的需要、视野和境界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在担当构建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使命中,三种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一致性。     

中国教育学论纲

构建中国教育学,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教育强国的理论需要。中国教育学的三大支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和国教育实践和数字技术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格以中国魂;共和国教育实践特别是新时代的教育实践赋予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以实践脉;数字技术发展赋能中国教育学同步发展以动力源。构建中国教育学,亟须明确其总体定位、核心概念、重大命题和基本范畴,重点是坚持以人的发展为微观逻辑主线,以教育的社会功能实现为宏观逻辑主线,形成微观教育学和宏观教育学的基本雏形。在方法论上,需要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本土化与国际化、学科立场与跨学科借鉴等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成为摆在教育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十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学科的地位日益凸显;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在历史回顾和总结反思中得到发展;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注入了强大活力;教育史、家庭教育学等“冷门学科”得到深化研究,一批新兴学科崭露头角。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尚未实现学科自立,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主体性原创性不足,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缺乏“大教育”视野,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外部逻辑关系有待理顺,交叉学科发展缓慢、回应现实关切不够。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未来发展正呈现出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引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布局的实践导向、在学科分类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融通与融合的“大学科”意识、培树一批教育领域的战略型研究人才的学科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维水平深化等态势。     

教育学教材编写的思考

教育学教材编写是一种科学研究,只有以科研的方法与精神去编写教材才能确保教材质量。教育观的变革是教材创新的根本,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与思维方式是教材编写的灵魂。高师教育学教材编写应强调学术性,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借鉴、吸收、整合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成果,重视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特色,立足国情,在科学深入认识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任务及其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及其影响

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引进的形式、载体、范围,引进理论与中国本土教育理论对话水平,以及引进理论对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创新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不仅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人们教育观念的改变以及中国教育实践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给中国教育学者加强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对接,实现教育理论的创新带来五个方面的启示:厘清国外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确立中国教育理论的自主性;立足中国教育实践;开展中外教育理论的"对话";实现教育理论创新.     

中国比较教育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提纲）——与中外哲学的对话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加强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建设是比较教育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作者以中外哲学为视界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教育的发展潜力与老子“见几而作”的哲学思想、重新认识与理解“比较”与墨家“俱异同于一”的哲学思想、主流与非教育思想研究和许衡的辩证观、比较学习和孔子的“学论、、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现实转向与儒家“事人”“力行”的思想等五个方面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强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建设中国的比较教育理论。     

教育学知识伦理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的统一

伦理知识是关于信仰、信念的知识,而非价值中立的“信息”“符号”。并非伦理知识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中也蕴含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和信仰、信念。科学信仰应是价值理性的“名正”与工具理性的“言顺”统一的“名正言顺”的信仰和知识。知识的伦理性与能力性是相互作用的,知识伦理的科学化的基本保障是知识伦理的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的统一。教育目的、教育价值与作用、知识与能力关系、师生关系、教育公平正义、城乡教育关系等方面的教育学知识的伦理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具有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加强教育学知识伦理的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的统一,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价值理性引领工具理性;提高思维能力、转化思维方式,寻找教育学知识伦理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统一的新概念、新常识和新理论;妥善处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增强面向未来和现代化的思维洞察力与领悟力。     

中国教育学学科危机探析

研究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可以把教育学置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寻找教育学在研究方法、指导思想、范式、领域、知识、价值取向、话语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者学术信仰、学术能力等方面的危机表现。当前的中国教育学学科危机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危机,应该放在“教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中进一步加以认识和考察。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危机更直接地表现为对于教育实践的功能性危机。     

教育学原创性研究何以可能——一种教育学经典的阐释

教育学原创性研究的实现是教育实践的困境、研究视角、方法与思维方式的更新与社会变革、个人独特的经历等因素聚合的产物。当下,直面教育实践的困境,更新教育学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思维方式,在投身教育变革之中增进教育学素养,或许是进行教育学原创性研究的可能之道。     

实践哲学场域内的教育学派之构建——重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初步构架

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是作者体验中的问题,也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要面对的问题.实践哲学视域下建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有其可能性,这种可能建基于四项任务,而这任务又可综括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使命:通过探寻“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学意蕴,“在中国”为“实践哲学”作出独属于教育学的贡献,在丰富和发展实践哲学过程中,也丰富和发展教育学自身.此使命使得研究的基本问题得以确立:以“新基础教育”与“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关系为载体,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基于转化逻辑,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转化中的交互生成.这是教育学和“生命·实践”教育学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独特贡献,而贡献的落实要实现两个转化,把其他学科对“理论与实践”的经典分析转换为“教育学”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什么”转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在转化与探索“意义”的过程中,整体呈现“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思想与中国经验也将渗透于其中.     

教育学的再认识——回望教育学苦旅的一程又一程

教育学的难点在于其中内在的矛盾,中国教育研究中又存在非同一般的特殊矛盾。其一,教育学双重功能的冲突,实际上是因为科学理论与实践教育理论的区别而产生的逻辑鸿沟。其二,教育学研究对象中的内在矛盾,即“教育”与“教养—教学”之间的逻辑鸿沟。其三,对具体的“教育”进行客观的研究较为困难。其四,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理论性质不同,解决的是不同的“教育问题”。其五,在各种教育价值学说中,往往各从某种价值取向出发,重新定义教育,以致如今每一个基本概念都有多种“定义”或“拟定义”。其六,科学的教育研究是从大量教育事实中抽象出逻辑范畴,进而形成概念系统,再以逻辑范畴为比较项重新解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教育现象。其七,中国教育学何时越出“西学东渐”时代依旧是“教育学的迷茫”。     

教育学理论的贫困：反思与应对

中国教育学理论的贫困,既有外部的制约,也有内部的缺失;既有历史的根源,也有现实的无奈。激情式的“终结”、情绪化的批判,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许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现实教育研究在把原创性作为价值追求的同时,应以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教育理论作为当务之急,而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教育理论,既要处理好引进、消化与吸收、借鉴,继承与发扬,理论与实践等的关系问题,也要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