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需要制定政党法

我国治理腐败偏重于德治，而非法治，由于德治有自身固有的缺陷，因此治理腐败需要法治予以弥补。腐败主要发生在党员干部中间，因而，治腐应以治理党员干部的腐败为重点，党员干部腐败的原因在于其许多权力没有受到相应的制约。要约束党员干部的权力，就必须制定政党法；制定政党法不会改变政党的性质，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提高党的威信。政党法应包括政党活动的基本原则，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内部治理结构等主要内容。     

简论现阶段我国加强政治监督的方式和途径

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才能有效地根治腐败。政治监督的主要途径包括：转变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治国；优化权力配置，形成合理的权力制衡体系；舆论监督；加强道德教育。     

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执政软权力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执政软权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腐败、官民缺乏政治互信、执政党的形象受损、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遭到冲击等问题。因此通过提升执政党的执政价值观的认同性,有效治理腐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等途径和对策,加强执政党的软权力建设,以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     

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根源探析：再论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意义

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是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和国界的一种反明现象。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就是腐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探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根源，为我们认识腐败、研究腐败、治理腐败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从制度上治理腐败，要尽快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完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机制，逐步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确保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正当合法利益的实现，并强化道德约束，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源头治腐的理性思考

腐败现象的本质是掌握公共权力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私欲而进行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权力失去监督,二是掌权者私欲膨胀不能自律.根治腐败的途径在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提高掌权者为公众服务的自律意识.法治、德治、民治、体制之治是治理腐败的四条措施.     

源头治腐的理性思考

腐败现象的本质是掌握公共权力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私欲而进行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权力失去监督,二是掌权者私欲膨胀不能自律。根治腐败的途径在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提高掌权者为公众服务的自律意识。法治、德治、民治、体制之治是治理腐败的四条措施。     

论腐败问题的深层次危害及对策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深刻认识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危害，探讨解决腐败问题深层次危害的对策，遏制腐败滋生蔓延，以巩固我党执政地位。     

论监督机制的核心——权力制约

对权力的制约是建设监督制约机制的核心问题。腐败,作为政治概念,实质是权力的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谋取法律和制度以外权力的行为,是指公职人员凭借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所以,反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权力具有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功能,对公职人员来说,权力尽管不是财富,但能够攫取财富。历史经验和当今社会的大量事实表明,缺乏制约的权力,会造成权力非公共性运行,走向腐败。     

对腐败问题的文化学分析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最大威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标本兼治，其前提是找准病源。研究者对腐败的产生原因有很多深入而独到的见解，我们认为外部（客体）的体制、封建遗存以及不良文化环境因素和内部（主体）的不重视主观世界改造、放松个人修养的共同作用，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治理腐败的斗争中就必须重视从文化角度着手。     

权力异化的前奏：心理学视角下职务犯罪人权力认知的实证研究

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个体对权力的认知会影响权力的行使方式，考察职务犯罪人的权力认知有助于理解腐败意向的发生机制。文本以职务犯罪人和在职公职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行为学测试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职务犯罪人对权力存在内隐的积极态度；与作为社会对照组的在职公职人员对比发现，职务犯罪人倾向通过掌握话语权占据支配地位，具有较高的心理特权水平；上述权力认知外化成为腐败行为的关键节点是参加工作后10年和20年。未来可从进一步完善腐败风险的理论框架、加强权力异化的路径分析及探索全职业周期的廉政预警模式等方面展开深度研究。     

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

公共权力意识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政府权力的公益性、公共性原则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自觉意识。公共权力意识对政府政策执行及防止腐败具有积极作用。西方国家公共权力意识是西方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教育,对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公务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因素及其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属性的存在和自然腐化的倾向与行政公务人员个人判断的加入,使得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常常偏离或背离立法精神和本意而被不当行使和滥用。为此,一方面,要提升行政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法律素养,并抑制其不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要完善行政自由裁量授权方面的立法,完善行政程序,健全行政法制监督机制。     

法治德治并重促进党风廉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概括起来 ,一是要抓风气问题 ,二是要惩治腐败分子。惩治腐败分子 ,属于“法治”范畴 ;抓风气 ,属于“德治”范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要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构筑党纪国法防线是就“法治”而言的 ,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是就“德治”而言的。因此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 ,必须始终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中的裁量问题探析

基层公务员是政策执行的主要承载者,是政策方案得以实现的主要行动者,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关系到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在具体运用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我国基层公务员的政策裁量出现了滥用、违序、越权、怠慢乃至腐败等失范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声誉。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中裁量规范的防治对策:确立政策裁量基本原则以实现原则规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充分释放民众参政热情,建立健全程序统制体系以实现程序正义,强化各类监督评价主体的作用,提升公务员的政策执行素养。     

论腐败产生的根源与对策

腐败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思想道德力量的失效,主要表现为行政道德失效和官本位的历史遗毒;二是权力监督力量的失效,主要表现在社会与政府的二元分化还没有完成,监督权威不够以及普遍存在崇圣意识的臣民心理、权力崇拜心理。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必须加强思想道德的建设,加快以权限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强行政道德立法,厉行法治,提高公务员素质。     

试论我国公务员从政道德中的两大反面问题

本文从我国公务员从政道德的反面探讨两大问题，即腐败问题与惰政问题。腐败问题是廉政的反面。惰政问题是勤政的反面。人们常常对腐败者痛恨不已，而对惰政者缺乏批判的意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惰政与腐败区分开来，其二则是认为惰政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似乎不那么可恨。实际上，惰性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变迁下的公务员之救济权探索——以行政追偿时被追偿人的救济权为视角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由于传统理论对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的认识存在偏颇,使得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寻求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以内部行政行为之一“行政追偿决定行为”的性质界定为起端,探析了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急剧衰弱、民主法治、人权保障逐步高涨的背景下,当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应当拥有完全的救济权,以有效的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     

论公务员的不服从

公务员在我国又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是指依法定的方式和法定的程序任命并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现代法治国家公务员与国家是一种职务上的委托关系 ,因此 ,公务员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 ,必须服从上级命令。但是 ,如果上级命令是违法的 ,公务员是否应当服从呢 ?对此问题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本文作者认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既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又具有实践中的可行性 ,立法上应当明确。     

执政理念变革与党的现代化

执政党作为领导现代国家的主导力量,必须应于现代化的发展,要提高执政的有效性。政党在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执政理念的变革是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执政理念中包括执政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和执政方略等方面,其目的是提高和实现执政的有效性。     

试论以德治国与加强高校德育工作

以德治国就是要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实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所必然要依靠的主要力量。以德治国是加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加强高校德育工作是落实以德治国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