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李商隐爱情诗对《太平经》、《真诰》道经语言的接受

爱情诗是李贺、李商隐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经》与《真诰》是他们十分熟悉的两部道经。《太平经》的复文神符的组合方式影响了李贺、李商隐爱情诗语汇的重词复言。道符字体由隶书向篆体的转化是造成二李诗歌语言晦涩难懂的重要原因之一。《真诰》的爱情题材及语汇意象是二李爱情诗创作的重要材料来源。其古奇瑰丽的语言特色也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     

古典文学札记二题

一、李贺的悼亡诗 李贺是否有悼亡诗,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讨论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李贺诗。 李贺的生平材料留下极少,只有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李商隐的《李长吉小传》和新、旧《唐书》本传有一点零星的记载。《太平广记》、《剧谈录》、《幽闲鼓吹》、《云仙杂记》等书的材料则多是小说家之言,子虚乌有之辞甚多,不很可信。而李贺又未给我们留下任何有关其事迹的文章,所以,对其生平很难有详细的了解。在     

试谈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体会

李贺(790——816),唐代的著名诗人,他短促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我个人体会,毛主席所称赞的主要是指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李贺诗歌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楚辞》、乐府歌谣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受齐梁宫体诗绮靡风气的影响.继承《楚辞》的优良传统,是他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部分,也是最独特精采的地方.李贺继承《楚辞》是自觉的,他说:"楞伽堆案     

学术之窗—新作介绍—《李贺诗歌研究》

《李贺诗歌研究》是盐城市广播电视大学李军教授承担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的终期成果。李军教授对李贺诗歌潜心研究，先后在《江淮论坛》、《学术论坛》、《中州学刊》、《甘肃社会科学》、《内蒙古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系列论30多篇。其中，《生命的沉思与悲歌论李贺诗歌的生命意识》、《李贺诗歌创作心态探析》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李凭箜篌引》何以置于“李贺诗集”卷首

李贺的诗集，曾名为《李贺集》、《李贺歌诗集》、《李长吉歌诗》、《李长吉文集》、《昌谷集》、《李贺诗集》等，皆四卷，或多“外集”一卷。据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传缄书者，牧日：‘必有异，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日：‘我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     

天仙与鬼仙——李白与李贺诗之比较

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沧浪诗话》李白与李贺同为唐代诗人,虽所处年代不同、但社会背景大同小异,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权贵专横,人民贫困。残酷的现实造就了一些为寻找寄托、沉入幻境的知识分子。李白与李贺便是其中突出的二位。他们都以乐府的讽刺精神和楚骚的浪     

酒中寄予的心灵苦旅--李白、李贺诗歌《将进酒》对读

李白和李贺都是唐朝著名诗人。将他们同名诗歌《将进酒》进行对读，就能发现他们作为诗人在格调、情感寄托方式和寓意上各有差别，也更能使人理解他们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李白与李贺浪漫主义的比较

李白和李贺,可称得上是诗歌史上的两朵奇葩。他们两人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是发散着奇光异彩,而且各有千秋。那么,他们的浪漫主义诗歌有哪些区别呢?本文拟将其作一番比较,议其同,论其异,从中获得一些启发。1、李白与李贺浪漫主义诗歌相同点:1、1共同的渊源。他们均受屈原《离骚》以及楚辞作品的影响,他们以屈原为师、效法楚辞,继承了屈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如李白的《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是直接脱胎于屈原的作品。如《远别离》写道:“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不…     

关于“天若有情天亦老”

《文汇报》2003年11月16日“学林”版刊载了方健先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文,文中说张先《苏幕遮》词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也终须老”后来为毛泽东所化用,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宋代词人张先“天若有情,天也终须老”之句,源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     

钱锺书论李贺诗旨赘证

李贺《高轩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钱锺书认为其语“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章府为,“笔补造化”的动机是李贺人生难堪的遭际。“笔补”是李贺对自身生生活缺陷的补偿。     

《雁门太守行》:李贺"垂翅"的献诗之作--兼谈《高轩过》的写作时间与写作地点

中唐诗人李贺才气横溢,素有报国之心,可是家世衰落的李贺因有“家讳”而不能举进士,故而只有随波逐流,另寻仕途渠道,期望通过献诗之道,获得社会名流和有识之士的荐举。《雁门太守行》是李贺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第一次谒识韩愈时的“自荐书”,也是诗人为仕途“垂翅”而写的“献诗”之作。李贺之所以“献诗”而不“明经”,是因为想直接成为“进士”而通向高官之路。《高轩过》写于《雁门太守行》之后,是李贺在元和四年秋(或秋后)写于河南昌谷的一首“垂翅”有望的感怀之作。     

李贺“最先为韩愈所知”考

李商隐《李贺小传》(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四)云,李贺“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教材援引《新唐书·李贺传》注其本事:“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宿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如此,是李长吉七岁就获知于韩昌黎,以此为“最先”注脚,看似确当,然而,考事揆情,教科书的注解却难免有“失察”之讥。我们认为,李贺七岁以《高轩过》诗得到韩愈的知遇是不可能的事情。《新唐书·李贺传》的记载实采撷于唐末五代人王定保所著野史笔记《唐摭言》卷十:“李贺字长吉,…     

虚幻的意境 凄冷的情怀——李贺《巫山高》臆解

李贺是一位真正苦吟的诗人,每成一句,真个要“呕出心”来。“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李贺,或者说只有李贺足当斯语。至于说,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杜那样的诗人们,自是另一码事。一千多年来,李贺的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尽管言人人殊,评说不一;但对其诗歌艺术特点的认识,可以说是古今一致的。他的诗,造语新奇、想象丰富,设彩繁艳、吐韵铿锵,往往出人意表地创造出一种瑰丽诡谲的意境。《巫山高》这首诗,同样地体现了他的这种艺术风格。     

自主学习 共同探讨——有关《药》的研究性学习

我们的学生把鲁迅的小说《药》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活动 ,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想象力、创新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研究性学习活动显示了功效。以下是师生共同探究、合作 ,对《药》的人名、姓名和称呼研究的情况。一、老栓和小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臣民要避国君的讳 ,晚辈要避长辈的讳 ,父子是忌讳用同一个字来取名的。避讳最严的可能要数唐代。唐代有位大诗人叫李贺 ,其父名晋。为避父讳 ,李贺竟不能参加考进士(“晋”与“进”谐音 )。而在当时 ,考进士又是平民进入官场不可缺少的阶梯 ,于是 ,这位胸有大志而又才华横溢…     

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谈李贺的《马诗》

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是一组颇具特色的组诗,近年来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目。他们或在专著中论及,或撰写专文评述,不断探求它的思想与艺术价值。遗憾的是这些评论往往只涉及其中少数几首,未能顾及全诗,读之     

沈亚之与沈子明辨

刘大杰先生在一九七六年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唐代文人沈亚之在李贺死后“为贺编辑集子,并特地请杜牧为之作序”(见第二册第355——356页)。查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却说是应集贤学士沈子明之请,“因不敢复辞,勉为贺叙”。显然,刘大杰先生把沈子明与沈亚之看做是一个人了。诚然,沈亚之与沈子明都与杜牧、李贺有过友谊,而且他们     

屈原、李白、李贺的浪漫主义比较

屈原、李白、李贺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三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且身世经历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他们在创作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李白和屈原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而李贺则明显带有颓废、消极的特点;想象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必备素质,屈原和李白的想象带有明显的连贯性、统一性,而李贺的想象却变幻莫测、跳跃性极强;在象征意象的运用上,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且两者都注意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而李贺的意象由于个人经历的坎坷显得更加虚幻荒诞;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三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尽管三位诗人的创作各有千秋,但是从三者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李贺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共同发展了浪漫主义这种古老的艺术手法。     

《四库提要·(李贺)昌谷集》补正

《四库提要·(李贺 )昌谷集》 ,余嘉锡先生已有辩证 ,今补四则。一、《四库提要·昌谷集》云 :“贺事迹具《新唐书·文学传》。”“《文学传》”当为“《文艺传》”。贺事具《旧唐书·李贺传》、《新唐书·文艺传下·李贺传》、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等。新、旧、《唐书》皆谓李贺曾作“协律郎” ,然实为“奉礼郎”之误。贺有《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 ,又《听颖师弹琴歌》有“奉礼官卑复何益”之句可证。二、《四库提要·昌谷集》云 :“贺系出郑王 ,故自以郡望称陇西。”考新、旧《唐书》 ,唐代有两个郑王。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李亮 ,武…     

李贺诗歌二题

“理不胜词”李贺逝世十五年后,他的朋友沈亚之将其遗稿整理成集,并请当时的名诗人杜牧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可算是全面评价李贺诗歌创作的第一个文献,其中“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一句断语,就成了后世批评李贺诗作“理不胜词”的祖本。其实,“理不胜词”的提法同杜牧的原意是有出入的。杜牧的立论仅就李贺诗歌与屈原的作品相比较而言,并不曾涉及李贺诗歌本身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到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里指摘李贺诗作“无理”,以及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所谓“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这才确立了“理不胜词”的断案。沿至近世,还有人把李贺称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诗人,都是与上述说法一脉相承的。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不赞成“理不胜词”的提法。南宋刘辰翁在《李长吉诗评》中就说:“贺所长正在理外。”其后,李维桢《昌谷诗解序》发挥了“诗有别才,不必尽出于理”     

李贺《帝子歌》主旨析探

在剖析诸家对《帝子歌》理解的基础上,从"帝子"、"九节菖蒲"及最后两句诗的解读为突破口,并与屈原《九歌》及李贺《湘妃》等进行对读认为,《帝子歌》展示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寄托着李贺的仕宦不遇、人生悲凉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