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后”诗派的诗歌语言考察

“朦胧后”诗派诗人们有很自觉的诗歌语言意识，他们的诗歌创作实验展示了雅克布森所说的诗性语言的功能，他们的探索是对艺术语言表现能力的探索，但其创作实验在语言方面也存在三个谬误：1、能指泛化，2、语言粗鄙，3、残缺，扭曲，滥用空白等极端行为。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个诗派存在价值的怀疑，尽管这批诗人们时时有独到的创新。     

中国新诗阐释空间的拓展与深入

尽管在新诗研究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但是当下中国新诗的研究势头还远远谈不上强劲。论者对一些诗歌研究的症结性难题偶有触及而又往往语焉不详。中国现代新诗是一种尚未“成型”的艺术形态，当下的诗歌创作也仍然充满了实验色彩。这使得对新诗的阐释往往更加困难。可以看到在当下诗歌批评中由于出发点、阐释角度与估价标准不同，     

“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

本文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理论,创作现象,语言革新等方面的论述,论证了“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这种美学观,是一种功利性的观念,它根植于“五四”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土壤中,并与之有着血肉关联。也是诗人们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的“救亡”意识的必然结果。     

闻一多的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线索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县人。现代名诗人、卓有成就的学、勇敢的民主斗士，他是一个贯穿30余年现代学发展的人物。作为诗人，他自具诗心，自知创作甘苦，论诗自然地道；作为学，他自具理性的目光，冷静的思索，论诗自然在理；作为斗士，他自有前驱的孤寂，论诗自然不乏独见。从他的诗论及创作可发现现代新诗潜在的轨迹。     

“民族”与”现代”双重视野下的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在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民族"与"现代"的双重视野下不断地走向了成熟。如果说第一个十年(1917~1927)是中华民族现代诗的形成期,那么第二个十年(1928~1937)和第三个十年(1938~1949)则分别是中华民族现代诗的发展期和成熟期。本文以时间为经,以作家、流派为纬,对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作一整体性的勾勒,并深入透析中华民族现代诗的建构问题。     

比较思维与中国现代新诗欣赏——兼论中国现代新诗欣赏的中外比较

比较是中国诗歌欣赏的重要传统。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中国诗歌一代接一代的承传。中国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艺术特征必须在中外诗歌的比较中加以确立。从郭沫若和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的接受与变异，尽管西方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因为各自的艺术渊源、文化精神及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也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欣赏，既要用情感去感受情感应和，用生命去感受生命感动，还要对诗歌外在语言艺术形式及其所蕴含的内在韵致进行把握与阐释。     

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

“五四”以后诞生的中国现代新诗并没有如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属于“舶来品”，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因而物态化也就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最重要的文化取向之一。这一物态化精神在现代诗歌里得到了多方面的表现，诸如对个体抒情方式的某种约束，对社会感怀的某种处理等等。     

从“朦胧”说起：新诗“晦涩”审美价值观的诗学辨识

20世纪上半叶,“晦涩”作为新诗的审美价值观,其诗学内涵是立足新诗本体并伴随新诗现代化探索而逐步彰显的。“朦胧”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观念,初显于李金发诗歌的“别开生面”;在从“朦胧”到“晦涩”的诗学论争中,穆木天倡导“纯诗”空间,赋予“晦涩”以本体意味的审美价值认同;及至袁可嘉取法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诗学框架内辨析新诗“晦涩”成因,“晦涩”作为审美价值观的现代内涵更加明晰,成为确认新诗现代精神与艺术价值的审美尺度。     

新诗文体的“应变”与“不应变”

现代新诗产生的确切时间目前是有争论的。不过，可以肯定，作为一种新样式获得全国性的影响与推行，而非仅限于局域的探索，应该是从1917年胡适开始。     

试论20世纪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性与民族性

20世纪中国现代新诗80年来在现代性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于中国诗歌的民族性而言却是缺失的。历次诗歌的革命大都是以效法西洋、告别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姿态而告终,这一历史的后果在今天是令我们难堪的。本文旨在对20世纪中国诗歌这一状况作出警醒与反思;并以当代江河、杨炼、昌耀、任洪渊等诗人回归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诗歌写作为例证,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与方案。     

历史虚构的文学本文——以《兵车行》为例解读杜诗的“诗”与“史”

杜甫的诗歌一直被誉为“诗史”，而杜诗中“诗”与“史”是什么关系?本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结合古今有关评论，认为杜诗的“史”是虚构(也即诗化)的历史，而“诗”又往往用“史笔”，在艺术思维中用“诗性”的艺术思维，三相结合，形成其“诗史”之表达形式。“诗史”与一般史书的不同，在于其虚构历史和诗性艺术思维，而与一般诗歌不同则在于其运用“史笔”与作表现出来的史识．     

李煜词的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时期李煜词的分析，结合李煜身世及心理的变化，演绎李煜词作的特色，让初读李煜词的人理解其词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论晚唐咏史诗兴盛的文学史价值

晚唐咏史诗的兴盛是文学吏上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后代诗评家对其评价不高,但从文学发展的脉络看,其在思想和艺术层面都有可取之处,尤其是悲慨的内容、含蓄的议论、俗白的语言、纵横的时空等都令后人不容小觑,这些方面对五代、宋元以后的诗歌及其它文学体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重写文学史"综述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研究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热,在引进西方理论和重新审视传统观念的背景下,文学史研究在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上都体现出了多维的角度和空间,突出表现在对历史性、审美性和当代性的关注.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是对旧模式、旧观念的突破,是对新观念的寻求和新理论的建构.     

“文学史热”及相关问题

近年的文学史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出现了一个热潮.陈平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批评了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大学中文系对"文学史"的这种"迷思".对这种现象,他做了有趣的描述,"眼看学界及文坛上,涉及'文学史'的话题此起彼伏,有人老骥伏枥,奋不顾身,有人初生牛犊,身手矫健".而他则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的问题是,作为一种著述体例,而不是研究对象的"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琵琶行》的文学解读

对《琵琶行》的社会学解读会得出控诉性质的主题。而从学角度看，琵琶女痛苦的深层原因是物质与精神、现实与浪漫这一人类永恒的矛盾，这是琵琶女形象的艺术魅力所在。     

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大型情景交响乐 《木兰诗篇》 的艺术特色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 《木兰诗篇》的艺术特色,即交响乐和情景相互交融,使整部作品形式更加丰富,主题更加鲜明,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舞美设计时空交错,将人物性格、场景、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适度吸纳豫剧元素,赋予中国歌剧地方特色;融入戏曲表演艺术,彰显歌剧民族元素.该剧作的创新性,对中国歌剧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对三部新型当代文学史的阅读与比较

导语 1999年8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当代文学结束了无史的历史。由于它是第一部个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治史理念与方法不同于此前任何一都当代文学史。这部书以客观、冷静、有距离的方式重现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场景．赋予文学史写作以鲜明的学术个性．将当代文学史研究带进了学术化和学科化的时代．为当代文坛所激赏．不仅在当时反响强烈．也对其后数年的当代文学学术空间的开拓起着持续的引领作用。同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该书亦以独特的文学史观与述史方式体现出重写文学史的收获。其卓然的学术姿态在当代文学界引起广泛的注目并得好评，与洪子诚的文学史一起．构成当代文学学术天空上的双子墨座。2004年1月．由孟繁华、程光炜两位博士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世纪第一部有学术创生力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是一部吸收了“重写”经验而又富有学术想象力的当代文学史。它将文化和艺术的经纬交织．绘结出当代文学的历史地图，展现出叙事权力在建构历史时的魅力与超越品格。这三部当代文学史都以新的知识型构和不可拒绝的力量．进入大学文学教育，对于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它们是破解文学史观与历史处理方法之间的关联的经典性文本。基于以上的认识。2005年3月．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指导教师毕光明的组织下．对这三部新型当代文学史进行了比较性阅读。并在“当代文学研究”课堂上就研读体会开展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研究生颜水生、田文兵、廖述务、罗勇、王春艳、康艳琴、王海丰、张朝霞、邹艳琴、张燕等。下面是部分同学讨论稿的选登。[编者按]     

论文学史新思维

文学史的现有状貌，归根结底是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造成的，论文立足文学史实践，力倡一种复杂性整体思维，来取代目前文学史研究的简单性还原思维，从而，在一种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