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冼氏族谱考——兼论粤西人的福建迁来说

冼姓是地域性很强、古越族色彩很明显的姓氏,岭南较多,而岭北少有。有关该姓氏的来源,学术界一直有分歧,有中原沈子国说、福建迁来说和岭南本土说。文章全面分析岭南各种冼氏族谱有关冼姓来源的记述,指出这些观点实是为遥遥华胄而杜撰的,错漏百出,据岭南的冼氏族谱而否定冼姓的古越族色彩并不可信。     

神农父亲及其后代考——兼论伏羲名号的来历

葬于湖南炎陵县的“神农氏”是指第二代神农,亦即烈山氏之子柱,被祀为稷,是我国的第一位后稷.而第一代神农则是画八卦的伏羲氏,亦即烈山氏,“伏羲”本是个哲学概念,伏羲、宓羲、包羲、太昊、东皇太一等等都是指《易》学中的“太极”“道”,后人称这种哲学的创立者为伏羲氏.少典是末代神农妃,生黄帝轩辕和炎帝蚩尤.伏羲氏(第一代神农)出生在陕西宝鸡,葬于湖北江陵,第二代神农出生在湖北随县,葬于湖南炎陵县.     

僰道：昭通最早以道路命名的县级政区——兼论秦汉道级政区的设置与交通之关系

“道”作为政区通名,起源于秦,两汉都有以“道”命名的县级政区。“道”的由来,后人多解释为“有蛮夷日道”。其实,统治者要想长期控制一个地方,不论是采取武力降服还是文治教化,都必须借助道路交通;在环境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道路的作用尤为重要,开路置驿乃是国家一统的象征和标志,新置政区以道路命名,尽在情理之中。蜀郡太守李冰最早开辟了通往焚人聚居区的“僰”道,奠定了川、滇东线交通的基本格局,秦汉经营“南夷”之地,均以“僰”道为基础,并在此设置了与道路同名的县级政区——僰道。     

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及其性质——兼评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诸先生的意见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題,是最近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史学界爭論最激烈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問題。我是教世界古代史的,在教学中,学生們提问时,經常把中国古代史上的問題和世界古代史上的問題联系起来,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些問題弄清楚。現在把我的不成熟的意見写出来。请求同志們的指正。     

南阳三考——兼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有关战争

太阳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关系至为密切,所以与太阳有关的自然现象很早就引起了人类的关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画有太阳出现在山上的高空的图画是人类崇拜太阳的明证。《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水北为阳,山南为阳”,《释名·释山》云:“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这些记载反映了人类对太阳光照变化的认识。并且人类很早就把地理名称同太阳联系起来。如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就是因为位于嵩山之阳而得名;峰阳,因位于“峰山之阳”而得名。春秋时期,以阳名地的渐多。如晋有南阳、晋阳、周     

汉水、天汉文化考——兼论《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源流

本文对汉水、天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文化考察,并对《牛郎织女》民间神话故事作了理论探源。作者认为,汉水连天汉的观点植根于汉水流域的自然景观之上,统摄于先民的宇宙观之中;牵牛星、织女星的称谓产生于农耕文化;《牛郎织女》民间神话故事生成于汉水流域这一浪漫主义的丰厚文化土壤之中;天汉、《牛郎织女》与汉水结下了文化上的不解之缘,其他国家该故事的存在是流而不是源。文章将天汉、《牛郎织女》故事等置于人类文化史的广阔视角中作全方位的考察、研究,以得出新的结论,一脱以往单纯从天文学、美学角度研究的窠臼     

人的固有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兼论教育目的

因有意识而获得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固有性;人更重要更独特的方面,在于人有可能性。教育是让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的一种活动,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让人发展、创造可能性,及避免某些可能性。事实上,教育提供可能性也就是提供获得种种现实结果的可能性,可能性让我们对现实可以有更多的期待。但教育并不需要过于介意一些似乎更现实的口号,教育越富于理想才越能表现属于它自己的现实。     

人旅游翻译看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以许昌三国文化为例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资源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以河南省许昌三国文化为例,研究了文化旅游翻译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不规范现象,从政府管理和译者翻译策略两方面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     

踏歌考——兼论踏歌与月崇祀、后世戏曲的关系

人们对“踏歌”这种中国古代的歌舞娱乐形式,也许并不陌生。踏歌是一种“相抱聚蹈”、“踏地为节”的集体歌舞活动,它的特点是用踏步来加强歌拍,反复歌唱一调,或以鼓乐伴奏协调。在踏歌中,产生了一批节奏鲜明、曲体规则的乐曲,也造就了一种“调同词不同”的歌唱风格。但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巫术性祭祀性的准宗教性质,以及对后世的载歌载舞的中国戏曲的定型所产生的影响,却很少为人注意。本文想做一番向前溯源、向后探流的工作。     

杜甫之父杜闲考略——兼及其子女六人的生年问题

杜甫之父杜闲的生平问题,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杜甫全面研究。本文针对杜闲的生卒年、婚姻、宦历,以及杜甫兄妹六人的齿序排列等,进行了勾勒与梳理。认为:杜闲生于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约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约在开元五年作尉郾城,二十年左右擢为奉天令,二十五年前后再擢为充州司马。杜闲一生两娶,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与元配崔氏结婚,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与继室卢氏再婚。其五子一女的齿序为:甫、颖、观、女某、丰、占。     

论人的良心及其功用——兼谈公共管理者的良心

人的生命体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它们分别是人的物理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人的良心是人的道德存在的核心,是人的道德存在的最高表现形式和社会关系的最高实现。在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的生成中,良心是前提。对于人的良心,需要从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双重特性的对立统一中来把握。在从良心到人的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人所要克服的首先是个人的那些不合乎道德的情感、欲念、情绪及其冲动,推动那些合乎道德的情感、意志、信念向行为选择的方向转移,随时随地矫正人的行为选择过程中的自私与偏颇。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管理者的良心对于他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和义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略谈顾恺之的“传神”论——兼与叶朗、李泽厚、刘纲纪诸先生商榷

“以形写神”是顾恺之提出并加以肯定的美学命题。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否定“以形写神”是顾恺之的主张,认为是后人误会而加在顾恺之头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顾恺之“传神论”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哲学史上非佛学的形神论,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试图从佛学的形神论等探寻其思想渊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兼论白居易的早期思想

在白居易的至今犹保存得相当完整的诗文集中,有两个内容相当独特的部分,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这就是白集第四十八卷的七十五篇《策林》,和第四十九、五十卷的“百道判”。关于《策林》,虽未见到专门研究的论著,但在有些关于白居易的研究论文中,不时可以见到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引征;而关于“百道判”,则几乎还是一块尚未被人触及的处女地。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

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     

梅光迪四题——兼论梅光迪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新史料开启的未来

梅光迪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他的研究一直未能形成规模。梅光迪相关的著作、思想、研究情况及新史料的呈现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其诸多层面的研究,特别是"梅光迪的家世"首次公开了梅光迪的世系和家族情况,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梅光迪及其思想构成提供了原始素材。这些文献、资料不仅为梅光迪研究注入了新的素材,也为以梅光迪研究为重点的学衡派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     

闽西革命旧址的分布特点、保护和开发——兼论闽西红色资源整合及其经济价值

以发展红色旅游为主旨,着力研发闽西蕴意深刻丰富的红色资源的分布特点,保护并利用好红色资源整合方略及开发措施,打造“红色闽西”、发展闽粤赣边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文化生产力.     

先秦儒墨政治思想异同考——兼论墨家十论对儒家思想的承继、抵制与创新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在政治思想方面同中有异,异中存同。特别是墨家十论对儒家思想在“天”、“命”、“鬼”、“神”、治国选材、仁爱同类、攻伐、礼乐、丧葬等诸方面都有所秉承但又独具特色,总体言之,异大于同。儒家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倾向于无鬼神的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保持适度礼乐等方面优于墨家,而墨家在兼爱全体之人、驳斥非正义攻伐、主张薄葬短丧、反对礼繁乐杂等方面则更加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先秦儒墨政治思想异同考——兼论墨家十论对儒家思想的承继、抵制与创新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在政治思想方面同中有异,异中存同。特别是墨家十论对儒家思想在"天"、"命"、"鬼"、"神"、治国选材、仁爱同类、攻伐、礼乐、丧葬等诸方面都有所秉承但又独具特色,总体言之,异大于同。儒家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倾向于无鬼神的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保持适度礼乐等方面优于墨家,而墨家在兼爱全体之人、驳斥非正义攻伐、主张薄葬短丧、反对礼繁乐杂等方面则更加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