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中的隐喻思维模式

《周易》之卦象爻辞晦涩难懂,主要原因是其中蕴含诸多隐性话语。这种隐曲之意的表达是古人隐喻思维模式的表现。《周易》中一切隐喻的“本体”即为取法万物、映射万物的“象”。隐喻思维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从具象到形象的观物取象和从形象到表意的立象以尽意。这种隐喻思维模式有四个特征,即隐曲性、对应性、想象与联想性和主观性。     

蕙纕垂天象薜荔结神境--从《楚辞》看中国上古语言文化的浪漫风致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楚辞》堪称最具有＂浪漫＂气质的文人作品。它的浪漫,是主体形象和艺术思维上的浪漫。《楚辞》一变温柔敦厚为奇美异声,表现在《离骚》、《天问》和《楚辞》上便是孤洁的主体性浪漫,慷慨的原生性浪漫和峻奇的情致性浪漫。这三种浪漫涉及不同向度,烘云托月出抒情主人公的整体形象来。     

不甘为弱女子——兼谈《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性形象的阳刚性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分别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在人物性格方面,《诗经》和《楚辞》的女性分别呈现出阳刚型和阴柔性的特征。本文以《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为例,简要分析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阳刚性。     

论李贺在对《楚辞》接受中的创新

李贺是在接受《楚辞》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艺术创新。与《楚辞》相比,李贺诗歌的创新表现在对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用相似的题材表现不同的情感,对宇宙万物秩序的认识的深化与表现,以及在鬼魂世界丰富复杂和鬼魂的形象格外生动等方面。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上博简第八册的楚辞类作品便是其中代表.《李颂》歌咏的对象实际上是梧桐,《兰赋》表现了“幽兰”的意象,作者均是托物言志,表现作者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有皇将起》与《鹠(鹣)》的关系尚难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四篇文献展现了早期楚辞的面貌,为我们认识辞赋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风》《骚》体制异同论(下)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竹在《楚辞》中的多重义蕴

竹在《楚辞》中或用于占卜及作为占卜的用具,反映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之风尚;或作为“比兴”之意象,引类譬喻,为带有自身形象特征的物象,传情达意;或调制成各种演奏乐器娱神乐人,又有制成博戏的器具。竹在《楚辞》中的多重义蕴,反映楚地迷离浪漫,楚物神异繁富,同时透露出《楚辞》独特的艺术特性及浓郁的地域气息。     

《屈赋新探·《楚辞》成书之探索》指瑕

汤炳正先生在《屈赋新探》一书中,探讨了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一系列问题.书中第五篇——《〈楚辞>成书之探索》,陈述了他对《楚辞》成书的研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论据.汤先生以《楚辞释文》的篇次为依据,将其分为五组,并详细分析每组的成书年代、纂辑者等问题,虽然这一见解颇有新意,但仔细分析,尚有不足之处.本文从篇次、篇目、五组分法、“楚辞”一名、作品增补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分析,以期为后人研究《楚辞》和汤先生的《屈赋新探》提供参考意见.     

经典重构：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林黛玉的“物哀美”

物哀是日本一种传统的美学思想，在物语文学作品中逐渐发展并日趋成熟，《源氏物语》就将"物哀"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两部文学作品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其中包括相似的"物哀"精神。作为《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林黛玉极具"物哀美"，文章从"物相之哀感美""知物哀之感动美""生命之瞬间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剖析。     

包装设计中具象图形的时代变化

以具象图形中的图形形象为例,把商品形象的内在、外在的构成因素表现出来,以视觉形象的形式把信息传达给消费者.通过分析近现代包装设计形象的特征,结合传统与时代的特点,进而阐述具象图形在包装设计中的变化发展.     

承上启下的骚体赋——读贾谊的赋

贾谊为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家。《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今存五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楚辞》载有《惜誓》,《古文苑》载有《早云赋》、《(竹虚)赋》。而《(竹虚)赋》残缺甚多。这些骚体赋是受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直接影响而于汉初刚刚形成的一种赋体,它是汉赋的雏型,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楚辞》语言;二是学习《楚辞》结构;三是学习《楚辞》艺术手法。江淹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长于拟古,喜欢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的身世遭遇与屈原有相似之处。     

《淮南子》与《楚辞》神话比较

《淮南子》和《楚辞》的神话同出于南方神话系统,《淮南子》的神话继承了《楚辞》的神话,然而《淮南子》和《楚辞》的指导思想不同,所以有区别。从三个方面比较研究：其一,《淮南子》和《楚辞》所记录的神话地理可以互为印证;其二,在神灵定位上有体道与抒情的差异——《淮南子》记述神灵在于体现道家之精神,而《楚辞》援引神灵则是作为抒情载体;其三,在神话传说的传承方面,表现出道之探究和人之神化的两种倾向。     

论汉语的具象性

汉语习惯于用直观、形象的方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用意象组合的方法使语言表述富于图像化,用联想、比附的方法来论述抽象的概念道理,这就是汉语的具象性特点.从汉字的造字法、汉语的复合词、汉语的语序以及表述方面可以看出汉语的具象性;汉语的具象性正是中国人传统的具体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的体现.     

《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呈现及其文化成因

本文通过对《楚辞》女性形象悲情、纯美、虚幻色彩的分析,深入探讨《楚辞》的审美特点,以及楚地文化为其提供的文化依据和背景依靠。     

《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上)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计有动植物222种(类),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是构成《楚辞》动植物景观的主要因素。与之相联系者,《楚辞》自然生态意识之表现特征与审美价值约有四端:一、图腾崇拜之原始遗韵;二、民神糅合之自然神世界;三、草木之巫术与药用价值;四、"心物"关系之有机统一。《楚辞》与《诗经》相比,其自然生态的"博物学"、"社会学"、"文艺学"与"教育学"四大层面之意义更为丰富多彩。自然生态之于屈原和《楚辞》作品,其意义重大,启迪良多。     

物我谐和的唐诗生态世界

唐代诗人由于承传《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同时受本朝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以及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和贬谪地方的特殊身世等,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物我谐和的空前地步,其主要表现在六大方面,即以物为友、颂物以关、感物惠德、托物言志、悲物悯人和护物有责。唐诗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是唐诗精神的有力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之审美价值。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草木意象初探——以《李颂》、《兰赋》为中心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为我们考察楚辞的草木意象提供了新的材料.《李颂》歌咏的对象是梧桐,而非李树.《李颂》一篇,在句式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与《橘颂》存在相似之处.梧桐的基本意象特征,在《李颂》中已经出现,在后世得到了传承.《兰赋》表现了空谷幽兰的意象,结合孔子故事及有关文献,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兰赋》的思想内涵.《兰赋》通过叙写兰的坚贞品质,表现作者所追求的人格精神.后世诗文中的幽兰意象,在《兰赋》中已经基本定型.     

试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文学史上第一部骚体类文章的总集与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就是以屈原为主写作的《楚辞》。《楚辞》中的地方色彩表现得较为浓厚,在《楚辞》中有大量的楚地方言声韵、文学样式以及风土物产等。自《楚辞》面世以来便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学者对《楚辞》进行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以及楚辞研究史已经成为了一门研究的学科,被称之为"楚辞学"。基于此,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旨在进一步明确屈原及其《楚辞》的研究价值,并对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