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法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他解释的较强主观性,与他在解释过程中张扬的主体性关联;而其主观性、主体性的突出,又与他标举的解释方法相联系.他的解释方法之一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春秋》有“微言大义”,微言与大义之间存在间距,解释者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突破文辞字面义的限制,以把握深微的《春秋》大义.他的解释方法之二是“推见至隐”.《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不合,所谓“讳”,讳之背后的事实真相及其意义隐约幽微,故须推见至隐,突破表面的言和事,以把握历史的真言、真事.他的解释方法之三是“原心贵志”,特重视追及一个人之行为动机的隐微之地.他的解释方法之四是“伍其比,偶其类”,把同类的事、书法、义法加以类比和类推,辨析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键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将进酒》的悲怆意蕴

凡是论及李白的诗歌,几乎都认为它具有“特有的飘逸、奔放、雄奇、壮丽的艺术风格”（《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致对其悲怆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据统计,在他可编年的943首诗中,悲怆诗473首,豪放诗57首．比例是8：1强。他的悲怆诗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内容之丰富．艺术价值之高,也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如《将进酒》《北风行》《秋浦歌》（“白发三千丈”）《月下独酌四首》《丁都护歌》《登金陵凤凰台》     

《论衡》引《诗》研究

王充是东汉时期独具个性的文人,他的《论衡》一书直接引《诗》共19处,这些诗句或取自古文经,或取自今文经,或与传世文献文字有异。从王充引《诗》的情况可分析,他采取“以我为主”的写作方式,将《诗》与其他儒家经典按话题类别进行引用,从而说明问题,并且取意不拘泥于《诗》的通行解说,而采用自己的阐释方式。同时,他所引述的诗文大多来自于《大雅》《小雅》,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图,并往往将诗文引作反驳的靶子使用,证明了他“善与人异”的性格和“疾虚妄”的特点所言非虚。     

《山鬼》的恋爱和《离骚》的求女

屈原在《离骚》中写了三次“求女”：求宓妃、求简狄、求二姚；在《山鬼》中写了美丽的女性山神对“公子”的深深依恋与追求。本认为《离骚》的“求女”和《山鬼》的“恋爱”表现的都是诗人屈原在屡遭打击迫害之后，渴求得到志同道合的朝臣贤士的理解与支持，以继承他的事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董仲舒的《孝经》学

汉代盛行“《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流行实与西汉董仲舒对这两部典籍内在义理的解释有关。过往的研究者多认识到董仲舒与河间献王对话的《五行对》是解释《孝经》的重要篇章,但除此之外,《为人者天》《立元神》亦堪称是两篇“《孝经传》”,其中对儒家的德政教化思想做了精彩阐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贯注于他对《孝经》的理解中,以此为基础,他对于当时所争议的尧舜禅让、汤武放伐之间的冲突做了有效的调和,为汉家政治合法性做了论证。他以《孝经》的“博爱”贯通《春秋》和《孝经》之义,对儒家仁学做了进一步发展。但其以五行思想为基础提出的“圣人之行,莫贵于忠”,不仅歪曲了《孝经》“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而且其形上化色彩使得忠君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义。     

评孙奇逢“《易》专责人事”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生当明清社会大变革之际,其学《易》研《易》、撰写《读易大全》,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社会人生。他认为研究天道地道,其旨趣在研究人道。其谓“自人用之总一人道”则集中反映其“《易》专责人事”的思想本质。他不仅教人认识斯人之生立难丧易、国家之兴成难败易、天下之治致难乱易的规律性,从而谨畏善治,既贞于终,防患于未然,而且提醒人们“戒慎不闻”,无时不兢惕,无刻不戒惧,从而随时随处,举止有法,既能自估以《易》,而行《易》于一身。所以他教人透过学《易》而为在“我”之《易》,“我”则立身于天地之间,而自觉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改造世界的真正主体,积极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论金批《史记》

未完成的金批《史记》的最大贡献,在于金圣叹看到这部作品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个重要链结,在三者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这集中表现于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他提出了“文”与“事”这一对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处理“文”与“事”的关系,应当以“文”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事”,不过是提供了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这就是《史记》已作出典范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对于小说创作,上述原则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可否轻视“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史传与小说的创作中,情形并不一样：《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故从传承性看,小说之于史传,是青山于蓝而胜于蓝。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其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金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才子必读古文》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九十余篇论赞进行评点。     

《诗》之育人功能——以《论语》为中心的诠释

孔子对《诗》予以高度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不仅要求其子孔鲤学《诗》,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还倡导他所有的学生都应学《诗》,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诠释学的视角看,《诗》不仅是一部文学性极高的诗作,而且是一部具有教化、审美、察辨、交往、修身、认知等育人功能的百科全书。     

《孙子兵法》的语言学研究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时期最为可靠的典籍，与其他典籍相比，在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方面具有独到的、不可代替的价值。其语言文风有“篇幅短小、分篇分章”、“多四言排比句”、“多用判断句表述观点”等特征。     

《论语》与《论语注疏》中人称代词的比较

考察《论语》与《论语注疏》中的人称代词，发现从上古到中古，人称代词的演进状况大致是：①第一人称中“而”、“予”、“朕”已经消失，“吾”、“我”仍在使用，且“我”占主导地位；②第二人称“而”已经消失，“女”、“尔”一直使用；③第三人称“彼”、“夫”已经消失，“其”、“之”一直作为第三人称代词；④两部书中的“他”均作旁指代词。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关于鲁迅论《史记》的一点思考

鲁迅评价《史记》的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句后句之间是有联系的,“发愤著书”、“发于情、肆于心”是其核心所在。《离骚》之情对《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情感本是历史真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寓情于史,将历史的真情、历史的过程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恰到好处地融汇为一部伟大的史著。     

论《孔子家语》中的颜回形象——兼与《论语》、《庄子》中颜回形象比较

《孔子家语》中记录的颜回,崇礼重德,尊师行“仁”,善于自化融会知识以“足发”．还有他含民本倾向的政治思想,“不迁怒”、“不贰过”的好学精神,贫而不忧的处世态度都使其在后世树立了高大形象。《孔子家语》与《论语》和《庄子》中记录的颜回形象有所互补或差异,对这些互补或差异性进行简要的比较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颜回形象及其对后世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     

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撰写而成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经远”之作.他出身士族,又职居中正,虽厌恶“清议”弊俗,却不可能完全否定“清议”本身的作用.此书大约亡于唐代,但影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果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更清楚了.     

浅谈《红楼梦》甲戌本的“凡例”

一、有关“凡例”的三个辩论点论及《红楼梦》甲戌本的“凡例”,便使人想起有关“凡例”的三个逐次深入的辩论点。第一个辩论点：“凡例”是真是伪？1980年6月,冯其庸先生在美国举办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提交了《论（脂视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的论文,论证的中心意思为：《红楼梦》甲戌再评原本上并没有“凡例”,今存甲戌本上的这个“凡例”是后人伪造的。他的结论如下：“我认为甲戌本《石头记》的‘凡例’其前四条是后加的,其第五条是就脂现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的回前评改窜的。‘凡例’伪造时代,最早大致不能…     

再谈《敕勒歌》和斛律金无关

学界近千年来的看法是：《敕勒歌》同斛律金有关。区别在于,在古代,或认为是他“作”,或认为是他“唱”;在现当代,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他所“唱”,只有个别的才认为是他“作”的。上述看法无不出于对史书原的误解、曲解或盲从。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作为旁证,证明“本天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同斛律金所唱“慷慨歌谣”无关。     

看《山花》、《西湖》

08年第3期《山花》“头条自荐”推出麦家的短篇小说《陆小依》。麦家近些年以《解密》、“暗算》与《风声》等可读性较强的长篇小说迅速走红,自然使读者对他的小说保持某种定向期待。但这篇《陆小依》却并不“好看”,可复述的故事也十分简单：陆小依因为去接从美国回来的大哥而在车站丢失儿子安安。或许作者的重心并非在于讲故事,而在挖掘呈现一个女人的精神状况——但陆小依这个形象却又如此单薄、暧昧不明。并不高明的议论与无关紧要的细节铺陈导致讲述节奏的失控,而引入“我”曾迷恋口语诗等“旁逸斜出”的段落,更使得小说有些“四不像”,整体感塌陷。     

论《通志》对《史记》的继承与扬弃——以《游侠传》为例

《通志》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历史学上第二部纪传体通史。《通志.游侠传》塑造了一群“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形象,郑樵在袭用《史记.游侠列传》中部分材料的同时删去了篇前序论和篇后赞论这些主体和精华部分,既反映出郑樵写作《通志》时对材料的取舍情况,也反映了他不同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红学家周汝昌在《百家讲坛》评四大名著

著名红学泰斗周汝昌今亮相《百家讲坛）,这次老先生将四大古典名著一网打尽,而不仅仅只局限于《红楼梦》。周汝昌是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算得上是一个爱憎分明的老头儿,在他眼里,《红楼梦》不可超越,而《三国演义》和《水浒》总有一些地方让他瞧不上。周汝昌曾直言他不喜欢《三国演义》,尽管有”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这样虚构的情节,但仍觉得罗贯中写得“太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