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三辨——谨以此文作为伟大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六十周年的纪念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艺术杰作。诗人把他那为之奋斗而不能实现的忠君爱国的沉痛感情熔进诗作,以具有深刻现实基础的浪漫主义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两千多年来,关于《离骚》这部杰作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依据淮南王刘安的文字为屈原作传的太史公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     

文学书名释义(一)

《离骚》: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 固在其《离骚赞序》中写道:“离犹遭也;骚,忧也。” 在古汉语中,“离”与“罹”通用,“罹”是遭受之意。 故“离骚”可理解为“遭到忧愁”。 《楚辞》:总集名。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以及汉     

《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发出的宣战书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抒情议理散文的代表作,后人评价说: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又直与《离骚》对垒。对这封书信体散文的主旨,历来也一直认为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     

“无韵之《离骚》”试析

司马迁和屈原有着相同的思想感情；《史记》具有象《离骚》那样高度的文学性；《史记》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故鲁迅誉《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愿陈情以白行兮 得罪过之不意——兼论屈原思想

屈原作《离骚》的根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的那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对此,班固无异词:“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己,故作《离骚》。”(《离骚赞序》)又说:“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转引自《楚辞补注·目录》)司马迁和班固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找到证明:如《九章·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为了表达心中的忧     

“无韵之《离骚》”试析

司马迁和屈原有着相同的思想感情;《史记》具有象《离骚》那样高度的文学性;《史记》具有—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故鲁迅誉《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试论《红楼梦》与《史记》《离骚》的关系

运用史比较的方法，论述了《红楼梦》与《史记》、《离骚》之关系。曹雪芹在开篇中即表明，《红楼梦》在创作动机、目的以及方法等方面受司马迁的影响很深。《红楼梦》对各种花(女性)的描写及其态度。与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都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化符号的趋同，反映出对现实的怀疑与否定的思想。同时也寄托了作们的美好的理想。     

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的思考

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批评,理论界认同司马迁而贬斥班固。比较起来,在对屈原的人格评价上,司马迁虽道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神化了屈原。而班固虽有贬抑,却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更接近屈原的本来面目;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司马迁只注意到了与《风》、《雅》相同的特征,而班固则更多地看到了相异之处,并认定屈原在政治上虽“非明智之器”,但在创作上却是“妙才”。这个评价客观而中肯,是对屈原研究的一大贡献。因此,对班固的上述观点应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简论《离骚》的创作过程

屈原的作品,《离骚》创作的时间最晚。《离骚》是诗人投江前回首平生,以《九章》为基础,总汇其它全部诗作而重新创作的惊世之作。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处笔误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处笔误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与“仙真人诗”——兼评闻一多论《离骚》

一《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长篇抒情诗,真正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艳艳,难与并能。”《离骚》的作者是屈原,明确地记载于去秦未远的司马迁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两千年来,屈原对《离骚》的著作权,没有人提出疑问。到本世纪初,四川学者廖平(廖季平)却认为《离骚》不是屈原的作品,而是秦始皇时方士所拟的“仙真人诗”。秦始皇     

司马迁创作《史记》主旨的形成与升华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旨,有一个发展变化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修史主旨的演变,可分为形成期、蜕变期和升华定型期三个阶段。李陵之祸是引起司马迁修史主旨蜕变和升华的主要原因。     

关于司马迁“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堪称巨擘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写出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六经之后,惟有此作”的巨著--《史记》,沾溉后人,泽流无极。可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曾因“李陵之祸”蒙受宫刑,终身垢耻。这“李陵之祸”,到底是司马迁咎由自取,还是无辜被刑?弄清这个问题,将有     

从《屈原列传》论司马迁对《离骚》的接受

司马迁《屈原列传》,成功地塑造出了屈原之高大忠善的完美形象;因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其几乎全部资料信息,是源于以《离骚》为主的屈原系列作品,这无疑便显示出了司马迁对《离骚》接受的全面性、深刻性及主动性。文章即以《屈原列传》为载体,来深入探究史公之于《离骚》的接受与理解,其中主要从司马迁对于《离骚》成因内涵的接受、内容风格的接受及人物形象（即屈原形象）的接受三个层面展开,并适当论述了司马迁的接受特色与形成这种特色的因由。     

《离骚》“高阳”·“彭咸”考

一、高阳考屈原在其自传性的长诗《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中,开宗明义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家谱,说明自己是高阳的后代。高阳是谁?自西汉司马迁以来,历代学者几乎无不认为高阳就是黄帝之孙颛顼。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云:“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也说:“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司马迁之说同王逸一样,大抵都本于《帝系》:“黄帝产昌意,昌     

论“李陵之祸”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李陵之祸在修史主旨、修史决心、抒情性、选材、风格等方面对《史记》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的不幸，却使《史记》成为不朽巨著。     

论《离骚》与屈原的遭遇

《离骚》是屈原的遭遇之作。诗人遭遇了“美政”理想的破灭、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的破产。现实遭遇必然辐射到诗人的精神世界。《离骚》形象地展示了诗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诗人围绕君臣遇合、对楚国的去留等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从这两个角度进行阐释，对于把握《离骚》宏大的结构与丰富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发出的宣战书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抒情议理散文的代表作,后人评价说：“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又直与《离骚》对垒”。对这封书信体散文的主旨,历来也一直认为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但如果把这封书信放到汉武帝和司马迁当时的根本对立冲突背景下去了解,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这封信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读了,它其实不是写给任安看的,而是写给汉武帝看的;它其实是司马迁向汉武帝发出的一封宣战书或挑战书。     

关于《离骚》研究的几个争议问题

历史上关于《离骚》的争议颇多。其中以其称“经”起于何时、《离骚》作于何时、《离骚》之含义为何,分歧更甚。西汉司马迁、王逸,东汉班固以及清蒋骥都持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