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视野中韵唯物史观史学

在学衡派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的观察和评论中,唯物史观史学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部分肯定了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基本态度仍以否定为主。对于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开山之作——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既赞赏其在中国新史学之路上的开拓之功,也从自己信奉的古史观念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其实,学衡派与唯物史观史学虽别为二派,其实在史学思想上倒还有许多相通之处。审视学衡派视野中的唯物史观史学,可从一个侧面看到唯物史观渐人中国时所面对的复杂学术面相和所遭际遇。     

简析学衡派先锋胡先辅的高等教育思想

“学衡派”作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出现的一个学术流派,对当时的主流思想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胡先辅是“学衡派”主力,他立足传统儒学,借鉴西方新人文主义,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倡导全面发展,关注师生发展。研究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对于了解学衡派的高等教育思想具有很大价值,对于现今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由２０世纪发凡起例,过渡到４０年代初步发展重要的转折时期。学衡派提出中国史学循双轨发展,即普及与提高并重,通史与专史并举的构想,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提出的诸如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和倡言建立全国性的史学团体加强统筹规划等等具体见解,不乏创意;更主要还在于反映了学衡派得风气之先,他们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如果对学衡派未能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不作苛求,那末,便不难体认其关于中国史学双轨发展的构想,包含着宏富的内涵与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学衡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这既有其思想原因，也有特定的现实原因。“学衡派”的批评集中在对杜威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的批评，对其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影响的批评。     

论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梅光迪

<正>五四时期，“学衡派”是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维护传统极有声势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其中主将梅光迪锋芒最露，影响尤大，世称“梅光之迪”。长期以来，人们对梅光迪及“学衡派”缺乏深入的研究，多予以简单化的否定。近几年，台湾的有关方面研究在大陆较为流行，但他们的观点又不免有拔高之嫌。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梅光迪，进而加深对“学衡派”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保守派的认识，本文旨在对梅光迪一生、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思想活动，进行一番切实的考察。     

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惟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浅析学衡派“道德教化”思想的产生根源与理论得失

学衡派把中国近代危机归结于道德危机,提倡“道德教化”以挽救民族。“道德教化”思想的产生有其现实基础——功利主义盛行;亦有理论依据——人性二元论。“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却又点出了自我约束的必要性。     

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历史学的发展体现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上，二辩证的结合才能推进史学进步，近代史学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这一事实，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代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要研究全球化对中国史学、对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还要研究中国民族传统史学遗产在发展当代史学上的重要价值。讨论历史兴衰是历史学的主题，研究历史“势”同样是当代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究天人之际”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多重考据应当是当代史学考证的基本方法。     

孔子以"和"为美思想的内在意蕴

文章从个体人格以“和”为美、人际以“和”为美与天人以“和”为美三个层面阐释了孔子以“和”为美思想的内在意蕴。孔子强调个体人格之“和”是实现天地万物之“和”的根本。孔子以“和”为美的思想为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     

一部力透史家情怀与史学认知之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解读

史学著作贵客观公允，这已是治史学人之共识。然这一研究取向并不排拒史家情感之表达。其实，一部堪称上乘的史学论著，不仅要能够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原貌，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而且要能够透过其述论，较全面深入地展示史家的史学情怀与史学认知。郭卫东教授的近著《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正是这样一部力透作者的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深邃的史学认识的史学代表作．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章学诚史学思想分析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最高成就。他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乾嘉学术时代独树一帜。旧中国的史学体例系统到章学诚而完备,“史学”一名也从章学诚开始。他不仅提倡了“六经皆史”的理论,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     

对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认识

学衡派理论虽然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它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文化规律的阐述,使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容的重要补充.     

"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论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内在品格

林语堂是“一捆矛盾”,而且充满深刻复杂的悖论性质,这就决定了其文化思想的本质。但是,有冥冥之中的“主宰”存在,从而使矛盾冲突一变而为“自然”与“和谐”,这是林语堂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更内在的区别。承认和喜欢“矛盾”,使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具有现代的深度;而有“和谐”大光的照临,使林语堂的文学、文化、思想和人生一片通明,清澈如水。     

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李大钊与何炳松都是20世纪上半期颇有影响的史学家,在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李大钊比较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蓬勃兴起。何炳松注重翻译"新史学学派"的著作,独树一帜地开启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在史学思想方面,李大钊与何炳松对历史学的相关概念、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功用等有着许多相似的认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二人在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形成了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自然是“人的精神食粮”的思想意蕴

自然是"人的精神食粮"的思想,是马克思针对其所处时代"人的自我异化"的生存遭际而提出的,体现着他对人的发展命运的现实关切和拳拳顾念。因此,领悟这一思想,应着眼于人的发展的精神维度,归宗于自然对"人作为人"而成其为人的化育和成全,从三个方面即把自然解放出来以恢复自然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本性、把人解放出来以恢复人与自然内在的精神性联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构以绽放自然的美的特性来把握。激活这一思想,有助于智慧性地化解当下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凸显其时代价值。     

学衡派现代性支点下的本土化寻求

当西方思潮以势如破竹之势向中国汹涌而来的时候,“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固守着民族的传统,在现代性支点下展开了对本土化的苦苦寻求。     

孔子“游于艺”思想阐微

“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所采取的一种生活和心灵安顿方式，也是后世失意者医治心灵痛苦的屡试不爽的良药和文化艺术得以产生、兴盛的动力之一。孔子的“游艺”是朝着超越世俗、恢复自我的天性发展，庄子的“游心”则进一步要求摆脱一切世俗的、功利的、工具的羁绊，完全返回到人的本性，使心灵有着更为开放，更为广阔，更为纯净，更适合想象的自由驰骋和人格的自我张扬。因而，庄子的“游心”是对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庄与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兼容，共同对后世艺术家、文学家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