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在佛教传播中的奠基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后,直到西晋后期,才登上意识形态的舞台,这是依靠玄学的结果。玄学否定天的存在,以无为本体;佛学不承认造物主,以精神为本体。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均为佛教所借用,形成格义之学。佛学家模仿玄学,从另一个角度反对传统礼教,但吸取了玄学遭到摧残的教训。后期玄学家转向消极、厌世,同佛教思想更为接近。玄学的历史是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开辟道路的历史。     

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

作为魏晋时期主要社会思潮的玄学发展至东晋因多方面的原因日趋衰落，极需得到补充和完善。时逢佛教在中土欲进一步发展，于是依附玄学，从各方面向玄学渗透，以佛学补充玄学，最终达到了玄佛合流。玄佛合流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魏晋玄学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佛教开始的中国化的历程。本文着重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和表现。     

从历史演进论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僧肇“不真空论”的逻辑问题

僧肇,俗姓张氏,生于公元384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九年),死于公元414年(东晋安帝义熙十年),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我国东晋时期重要的佛学理论家之一,早年研习老庄,后出家为僧,是当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弟子。他经过消化印度佛教大乘空宗一派理论,站在佛教信仰者的立场,以一种彻底唯心主义观点,对我国魏晋以来玄学和佛学的各主要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哲学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答刘遗民书》等。其中《不真空论》是代表僧肇世界     

陶渊明佛教观新探

本文主要从动态、意识整体两个角度讨论了陶渊明佛教观的三个问题:(一)陶渊明与庐山慧远的关系。认为陶渊明对慧远有一个从向往到厌弃的过程;(二)陶渊明与“心无宗”的关系,认为陶渊明从桓玄、刘遗民那儿曾接受过“心无宗”的影响;(三)陶渊明佛教观与玄学的关系,认为陶渊明玄学观中的“乘化”思想,是其人生观里的深层意识,它对陶渊明取舍当时佛学的不同派别、教义起着主导、制约作用。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檠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东晋南朝时期西来高僧与浙东佛教——读慧皎《高僧传》

东晋至南朝是佛教东传并迅速在江南兴起的重要时期,浙东佛教的表现尤为典型.从<高僧传>中可见,此期浙东一带高僧云集,佛事兴盛.究其原因,是与西来高僧在此弘法、建寺活动分不开的.佛教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佛学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门阀士族统治的需要.     

论僧肇哲学的批判性、超越性与启示性

僧肇是一位杰出的佛学思想家。他在批判格义佛教的基础上,融会大乘中观佛学和老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因此,他对"空"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这不仅仅超越了魏晋玄学和格义佛教的理解,而且也对隋唐重玄学尤其成玄英重玄学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僧肇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超越性与启示性,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佛僧的名士化与名士的佛僧化——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的合流

魏晋时期的佛学和玄学虽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二者都各自遇着困境。摆脱各自困境以图生存和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是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 佛学与玄学是在不同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哲学思想,因而存在着先天的差异。但二者在修心养性、生活行为等方面,确实存在相通或相似之处。决定这些相通相似之点的又是认识论上的虚无和空无思想,而这恰恰又     

吴郡张氏及南朝士族的佛教信仰

南朝的高门士族与佛教关系密切,这是佛教在南朝得以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宋齐梁三代君主大多信佛,在宋齐梁三代担任高官的吴郡张氏所从事的佛教活动常常与君主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吴郡张氏不仅合门信佛,而且以玄学传家,这也是南朝士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高僧们既精于佛学义理,又具有深厚的玄学修养,这一点对于他们与高门士族的交往非常重要.这一特殊的环境因素大大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初传中国,佛教高僧多精通方术,以方术幻化吸引中国民众。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高僧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佛教沙门前期多重内典而不重儒学,后期则出现精通儒家经典的佛教高僧。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界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典型僧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学风好尚和知识结构三个阶段的变迁,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渐进过程。     

论六朝隋唐比丘尼风采殊异的时代反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一曲折艰难的过程表现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佛教在演变中的不同时代特征,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的比丘尼也风采殊异。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呈玄学化倾向,僧尼以清谈玄理见长,名尼也深具名士风度;南北朝禅法在南北某些地方初盛之时,一些尼姑则呈现禅意风采;自梁陈滥觞,至于隋唐,佛学受禅学以至禅宗的影响,澄心见性的倾向明显,尼姑同样显示知性重悟的时代风貌。     

玄奘取经

玄奘,俗名陈祎,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人。幼时即敏而好学,十三岁时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以后从洛阳到长安,又赴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访名师,求佛学,开坛讲经,足迹踏遍半个中国。唐玄宗贞观元年(627年),他第二次到了长安。当时国内佛教宗派林立,翻译的佛教经典往往有失原意,体系杂礼分歧。有感于此,玄奘决定西行往佛教发源地印度(时称天竺)求取佛学真经。     

《肇论》的核心范畴体系

《肇论》一书是僧肇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僧肇在《肇论》中,通过对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思想。因此,对《肇论》的"本无"、"动静"、"真假"、"无知"、"涅槃"等核心范畴体系的解读,可以更好的把握僧肇的佛教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玄学思维的影响,僧肇在进行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时,很多地方运用了老庄的哲学范畴来阐释佛教思想。但僧肇并没有把佛教引入玄学,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会通佛教般若空观思想,从而把玄学纯粹的思辨概念及其范畴体系引向了佛教的信仰,这是僧肇的伟大贡献。     

试论佛教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明清是中国古典小说兴起的时代,也是佛教在中国影响最为巨大的时代之一。在明清两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佛学思想的深入人心,必然会反映到当时的主要文学作品形式--小说中来。本文试从题材、思想、情节、人物、内容等各个方面出发,来分析佛教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肇论》的核心范畴体系

《肇论》一书是僧肇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僧肇在《肇论》中,通过对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思想。因此,对《肇论》的“本无”、“动静”、“真假”、“无知”、“涅椠”等核心范畴体系的解读,可以更好的把握僧肇的佛教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玄学思维的影响,僧肇在进行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时,很多地方运用了老庄的哲学范畴来阐释佛教思想。但僧肇并没有把佛教引入玄学,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会通佛教般若空观思想,从而把玄学纯粹的思辨概念及其范畴体系引向了佛教的信仰,这是僧肇的伟大贡献。     

试论佛教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明清是中国古典小说兴起的时代,也是佛教在中国影响最为巨大的时代之一.在明清两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佛学思想的深入人心,必然会反映到当时的主要文学作品形式--小说中来.本文试从题材、思想、情节、人物、内容等各个方面出发,来分析佛教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崇法求真，弘扬佛性--评王月清、梁徐宁的《无神论与中国佛学》

佛法流传有“正法”“像法”“末法”三时之说,按照太虚大师的阐释,正法、像法时期各有一千年,当今时代正处于“末法”时期［1］。此一时期就时间而言去佛久远,就中国佛学而言,更兼之以空间暌隔,与佛法原生语境风俗不同,文化相异,所以佛法在此时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当代社会,弘扬佛法,应对挑战,既是佛门弟子的义务,也是佛学研究者的责任。王月清、梁徐宁所著的《无神论与中国佛学》一书,运用唯物辩证法,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在现时期如何发展佛学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探讨,逻辑坚实、材料扎实、语言平实,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从“三玄”的时空分布看魏晋南北朝玄学发展及其与儒佛的联系——以《隋书·经籍志》中的“三玄”作品为据

依据《隋书·经籍志》收录的有关＂三玄＂的作品,可以了解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时代的分布情况,并由此看出本时期玄学发展的某些特点,以及玄学与儒学、佛学之间相互容纳、彼此渗透的关系。     

玄言诗和陶渊明诗比较

玄言诗是玄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在诗歌瓴域渗透而产生的一种哲理诗。玄学最初是魏晋士人用老庄思想阐释儒家学说，企图为虚伪名教寻找存在的依据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就演变成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人生哲学。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经译本中有许多颂赞性偈语，僧人用这些偈语来宣传佛理佛法。当时文人就仿照这种形式写出了宣传纯粹玄学义理的玄言诗。这种诗在嵇康阮籍诗歌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在西晋永嘉年间到晋宋之交的一百多年里风靡了整个诗坛，成为当时诗界的主流。因此从内容上来说，玄言诗充满玄理，借山水自然表现他们的洒脱与高深；从形式上来看，它受到了当时佛经译本和僧徒说经方式的启发。玄言诗人以山水媚道，把玄学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用于对山水的审美观照，因此它虽然被贬为“淡乎寡味”，但它开创了以山水明理的先河，对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