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翻译中“文化还原”现象分析

《京华烟云》是一部借助英语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巨著。在小说中,作者将中国京剧腔调中老北京式的“大碗茶”、“四合院”搬到了西方的各个角落,并为其融入了西方钢琴曲中的“咖啡厅”与“哥特式建筑”,以此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风俗、哲学甚至是人性。所以,在写作时,作者对于中国文化做了翻译所必须的转换,而在将其重新译为汉语时对这些转换要做相应的还原。本文通过张振玉的汉译本并结合白靖宇的《文化与翻译》对《京华烟云》中“文化还原”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泡沫”不是繁荣

新闻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当大多数新闻媒体纷纷主动迎接时代的挑战,以改革和创新求得发展的同时,在新闻宣传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和不和谐的音符,“泡沫新闻”便是其中之一。所谓“泡沫新闻”,是相对于“泡沫经济”、“泡沫文化”而挪用的一个概念。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是把一些缺少新闻价值和新闻时效的“垃圾”新闻,不负责任地反复炒作和重复传播,使之泛滥成灾。也有人称之为“复印式新闻”。“泡沫新闻”是个别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不思进取、缺少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玩弄技巧以达到某些商业目的的产物。它的表现之一便是跟风,社     

新闻“女性化”的真相——解读《时代》的“女性封面”

新闻“女性化”是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时代》周刊在内的许多西方主流媒体为扩大媒介市场。逐渐增加与女性相关的报道和文章。表面看这似乎代表着西方社会由男性主导的传媒空间开始朝着所谓“女性化”的方向发展,但通过对《时代》周刊封面故事的具体考察与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增加的只是作为生理性别的女性符号,而从社会文化层面看,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遭受到更大的文本贬抑。     

论文缩微

去年11月27日文汇报《学林》专版刊载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先生一篇文章,题为《写我须是我》,读后感到震惊:一篇介绍蔡先生的文章,差错竟达十多处,难怪蔡先生要出来还“我”的真面目。 由此,人们却看到了在学界、报界一种令人堪忧的浮躁之气。借用“泡沫经济”一说,报刊上这种言而不实,写“我”不是“我”的文章,恐怕就是一种“泡沫文章”。泡沫经济可以引起东南亚经济危机,而泡沫文章的危害或许不是那么明显和激烈,然而造成的隐患却更可怕。它提供的错误信息、虚假知识会混淆人们的视听,如果不及时清除纠正,久而久之,就会引起人们对媒体、对学术、对事实甚至对真理的信任危机。     

写在前面

1994年,朱光烈先生曾在本刊发表传统媒介的“泡沫”论,引发广泛的争鸣。本期发表作者的《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天下者无以谋一域——2006年再论“泡沫”》。文章依然认为新媒体将取代旧媒体,并指出是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来美学领域新的生长点。蒲震元的《审美文化研究三题》从审美文化研究、倡导审美文化批评、开展审美文化教育等三个方面对如何进一步深化审美文化研究提出看法,并呼吁通力合作,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学科;张晶的《作为美学新路向的审美文化研究》对审美文化的内涵、外延作了探讨界定,提倡审美…     

媒介奇观视角下的电视相亲节目解析

媒介奇观理论概述 “媒介奇观”理论是美国媒介文化研究专家道格拉斯·凯尔纳首次提出的.但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德波尔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中提出的“景观”概念,其所谓“景观”是指“被展现出的可视的景观和景色,也可以指一种有意识的、主体性的作秀或者表演”.道格拉斯·凯尔纳以美国当代文化现象和德波尔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媒介奇观”概念,具体的含义是“包括媒介制造的政治事件、豪华场面、体育比赛在内的,能够充分体现现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能够引导人们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媒介文化现象”.在其“媒体文化三部曲”之一的《媒介奇观》一书中,凯尔纳细致地分析了耐克、麦当劳、乔丹、辛普森等案例代表的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奇观,这种奇观逻辑被当代电视采用,通过各种传播的手段,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千奇百怪的节目样式.     

论《上海新报》的殖民意识与西式近代化

创办于1861年11月26日的《上海新报》是上海近代中文商业报刊的胚胎形式,也是西方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长期以来的研究认为,《上海新报》与其他中国近代报刊一样都是英美报刊传统的“移植”或“移栽”,但《上海新报》的创办有其历史特殊性,它代表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利益,是19世纪英美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和文化渗透的一部分,是伦敦“嵌入”上海的代言者。反映了英美西方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由《上海新报》“中介”实现所谓“文明”和“启蒙”的“自我塑造”与“自我肯定”,是英美西方国家“不在场的在场”。     

西方博物馆陈列学述评

作为审美、历史、文化现象思考的博物馆陈列一、博物馆陈列的“分离”功能。所谓“分离”,即:实现一种生活环境与艺术欣赏环境的划分与引渡。英国美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其著作《艺术》中有一段话:“艺术把我们从人的活动的世界带到了一个审美的狂热世界。一时我们脱离了人的趣味;我们的期待和回忆被抑制了。我们被高抬到超出生活之流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     

日本社会福祉思想视角下的《我的个人主义》

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文豪的夏目漱石,在观察和体验西方文化、目睹西方文明的弊端和日本人盲从西洋的态度后,开始思索如何辩证地看待东西方文化。本文在分析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核心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社会福祉思想中对“人”的理解,探讨《我的个人主义》中体现的社会福祉思想。     

宗白华先生七十年前的一段话

在近10年的美学研究中,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道理: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艺术的发展迫切要求产生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美学体系,即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但是,所谓“现代美学”,绝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简单地等同于20世纪的西方美学。“现代”是一个全球概念。“现代美学”应当是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吞吐东西方文化的全部精华所建设起来的、真正国际性的学科。正是根据这一理解,我认为,尽管当代西方各种美学流派层     

杂糅文化、观点和新闻——我编“文化评坛”

2003年3月份,《深圳晚报》创办了一块新版面——“文化评坛”,领导安排我负责编辑工作。所谓“文化评坛”,即立足“文化”,着眼“新闻性”,抓住文化事件、文化观点、文化现象、文化话题、文化人物,等等,以“评”为主要手段,加以分析、述说、透视、访谈……目的只有一个——办出一定深度和可读性,力求赢得一定知名度。《文化评坛》每周有四期,也就是说,每天需要一块具有新闻性、有名家或名作者操刀、有一定理论深度,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文化专题”。这对我是一项挑战,不管从编辑思路、编辑眼光、编辑     

“问”出来的精彩——评《出版问道十五年》

他是2008年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获此奖项自然有其道理,我们不妨从其出版的专著——《出版问道十五年》中略窥一二.他就是吴培华.《出版问道十五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问题探究篇”、“情系大学篇”、“编辑思考篇”、“人才教育篇”和“快人快语”五个部分,收录了作者在出版业从业十五年来思考“发问”所形成的文字.这十五年间,如作者所言,“身兼出版实务、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教育三重身份”,但正是有了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作者才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对出版业进行发问.在“问题探究篇”里作者用三句话概括20世纪末中国书业的状况,指出“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的危机”.     

书业内外

文化出口的前提是“文化自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虽说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日高,但侧身其间的所谓“当代大儒”,既有“小人儒”,更不乏挂羊头卖狗肉者,这种情形越发显示出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寂寥局面。所以,念及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欲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不仅在于派出几个文化“形象代表”,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国人恢复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进而实现“文化自立”,然后才谈得上“推己及人”,使之流播于世界。所谓“文化自立”,简单说就是文化上的“和而不同”,使传统文化既与西方现代化相接轨,又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身特性。…     

《十进分类法》简介(上)

《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 Helative Xndex) (以下简称DDC)在本世纪初被介绍到我国以后,对我国图书分类法起了一定的影响,被本世纪初我国的许多图书馆所采用。这是被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五四”前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痛感祖国的落后,想通过积极向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学习以图富强;在图书馆界,更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新学科的兴起,我们原有的种种分类法如“四库”、“古越藏书楼书目”、“南洋中学藏书书目”、“西学书目表”等等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所谓新旧学图书的分类问题,于是DDC便在这种情况下,1910年在孙毓修所撰《图书馆》一文(连载于《教育杂志》)中被引进。然而,DDC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所谓新旧学图书分类问题。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借助于被引进的DDC,     

西方出版商的双重性格与双重目标

《中国出版》1993年第4期刊登周奇的《西方出版管理面面观》系列文章之一,指出:西方出版商一般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性格:“既有理想色彩,又讲资本法则;既追求利润,又追求利润之外的理想;在文化艺术与金钱之间,维持着平衡。”这种双重性格,决定了他们追求双重目标: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社会目标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在价值上,即出版物对于读者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力,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经济目标就是赚钱。西方出版商之所以重视社会目标,除了职业的自豪感与社会责任感外,也表现出他们在经营上的远见和抱负。他们十分注意通过自己的出版物,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甚至把出版社的社会形象视为“无形的资产”。他们设计选题,取舍稿件,所依据的不完全是短期可得利     

开创了一种新闻法学研究范式——评《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

所谓“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它指研究者的研究立场、思维模式,以及依此而形成的理论模型和框架。“纵观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真理或结论都是以特定的研究角度、研究方式、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即确定不移的研究范式为前提的,按照不同的范式去研究同一社会现象就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真理性知识。”     

媒介文化反思：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

<正>【学者简介】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城市传播、数字传播和影视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一般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14FXW008）等。出版有《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媒介文化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等多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曾经历了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是东汉初佛教的传人,几经较量。最终站住脚根,与儒、道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一是明代万历年间开始的西方传教士的进入,亦即史所谓“西学东渐”,由此带来了西方的宗教政治思想和近代先进的自然科学。当清王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原,经历了康、雍之治,进入“稽古右文”的乾隆时代时,它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是:西方传教士东进传教有年且在继续。怎样看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文化及自然科学呢?无疑,完成于乾隆后期的《四     

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历史的文化——近年文化史著作评议

20世纪80年代,在国人沉浸在一股“文化热”的同时,西方主流学术界也在经历相似的学术思潮,后人称其为“文化转向”。简言之,当时的社会科学界开始反思曾经秉持的理性社会的假设,转而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中特定群体的价值与文化特征。以重新发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与福柯和布迪厄的风靡全球为标志,文化转向瞬时间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是向整个学术界发出了宣言：所谓的经济与政治冲突俱往矣,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类政经关系的主宰力量。     

如何解读《论语》的"微言大义"——谈伍晓明《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

江怡和伍晓明先生的对话是针对伍著《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而起的,对话的大背景是中西两种文明传统的比较,关键词是《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和西方基督教传统引发出的“他者”。我以为将大背景和关键词合在一起,可以用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西方文化中的“神人二分”作为核心议题标而出之。以孔子的名义产生经久影响的《论语》可以放在“天人合一”的参照系中来解读,一如作为西方文化经典的《圣经》可以放在“神人二分”的参照系中来理解。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那个“一”是一种“宇宙精神性的博爱”,它化生万物、长养万物．自然也包括人在其中,这样将其贯彻于古今中外、家庭社会及人伦自然,无处不见其和谐的统一性。而西方的神就是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为自然、社会和道德立法．他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创造者——“绝对他者”．宇宙万物既然是由上帝造的,那么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他者”之性．所以对待“他者”的态度既显示出自己的神性也显示出对待神性的态度,这种“显示”表达了西方人对神的创世奇迹的敬畏和末日审判时期待被救赎的恐惧。所以西方人对于“他者”具有复杂的情结,一般人取名多以“使徒”命之,如“保罗”、“约翰”、“彼得”等,就是那些我们耳熟而未详的哲学家如康德和列堆纳斯等．也都取名“依曼努尔”(上帝保佑之意)。更有趣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出了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他们的科学发现“颠覆”了“神人二分”中的三个核心概念:日心说颠覆了上帝于无中制造宇宙的概念,生物进化论颠覆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人类的概念,心理分析颠覆了神赋灵魂以善性和理性的概念。这“三大致命性打击”将《圣经》从西方人哲学和科学的殿堂中请了出去,把它安放到教堂的经坛上,这样就区分开了知识与信仰、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论语》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却没有遭受《圣经》那样大的“磨难”,原因在于它不是从“绝对他者”的地位出发的,而是在知识(主要是社会伦理)和信仰、情感和理性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论语》的价值不是靠神迹和恐惧来体现的,而是启发人直接参与其中,是人替天行道的过程,所以中国百姓的名字中有许多是表达自己言行价值的．而不是模仿圣贤之名,如“贵仁”、“怀德”、“中行”、“宏道”之属。所以,解读《论语》可以找一个反差巨大的参照系,如西方的《圣经》,始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夫子的“川上之叹”和宋儒的“民胞物与”。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