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 屈原魂归楚国论

对于楚辞中的《招魂》一文，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问题一是作者是谁；二是到底招谁的魂。本文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其所招之魂为屈原之生魂。因此，《招魂》所表现的是屈原魂归楚国的愿望，并以此抒发了作者的爱国情思     

论方东树的“近代”诗学批评

作为诗学理论的现实基础,方东树对清代前中期诗学流派均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主要特征:一是立足师古,崇雅贬俗、崇真黜伪;二是立足诗歌创作,强调创作与批评相统一。方东树对"近代"诸家的批评,虽不免武断,但却体现了他对时代诗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商榷前藻,发明诗学奥旨,以期金针度人之心理诉求,是其著述《昭昧詹言》的主要动机。     

《招魂》与荆楚遗风

《招魂》是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自汉代以来,多少通儒硕学,为之探幽索引,拾遗补阙,但对于本篇为谁而作,替谁招魂这个问题,聚讼千载,各言其是。现姑且采用有代表性的说法,即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篇中所招的是楚怀王之亡魂。本文只想谈谈楚辞《招魂》如何反映了当时楚国的民俗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招魂》作者之考辨

《招魂》是《楚辞》中的一篇。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到《招魂》的是司马迁,他在《屈原贾生列传》末赞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从现存史料看,王逸最早注释《招魂》,并作序言:“《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按理,这两种意见不矛盾,可是黄文焕和     

论《楚辞·招魂》的对比之美

研究《楚辞》,较多的是《离骚》、《九歌》诸篇,对于《远游》、《渔父》、《招魂》之类,探讨个够,且多异词。 笔者认为,《招魂》一篇,在楚辞体系中有独特的地位。关于其作者和内容,本文采取屈原招怀王之说（即司马迁之说）。《招魂》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招魂风俗的基础上创造而成。它不仅在《楚辞》文艺珍苑中别具一格,而且在我国早期文学作品的百花园里也颇具独特的风貌。这种独特的风貌突出地表现在它那富于艺术魅力的对比之美。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与其诗歌体用论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是其诗学观念之核心,是其对诗歌史上"以文为诗"之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其建立"以文论诗"之批评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因。这一观念综合了道学家重道、古文家重文之批评特点,表现出重视创作主体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结合。方东树在思想倾向上强调变而不失其正,旨在确立一种既合乎风骚精神又有自家面目的诗学品格。他对诗歌体用的认识,正是这一诗学观念的深刻体现。因熔铸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诸多观点,"诗文一理"说亦可视为桐城派诗学观念之核心,体现了桐城派的诗学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是把握桐城派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宋玉作《招魂》说新证

《招魂》的作，汉王逸定为宋玉所作，宋元以前并无异议，明时始有人提出怀疑，以为为屈原所作，遂引起古今学界持久的争论，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也取得了一些共识，我们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招魂的地点，对象，作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招魂的地点在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寿春，招魂的对象是楚考烈王，其作应遵从王逸的说法，“《招魂》，宋玉之所作也”。     

原型与象征:《楚辞·招魂》主旨新探

《楚辞·招魂》的主旨 ,从汉代王逸以来 ,人们一直围绕为谁招魂而争讼不已。实际上 ,《招魂》的艺术形式来源于楚国招魂巫术原型 ,其主旨并不是真的为某人招魂。从屈赋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说 ,《招魂》的主旨应从象征意义而不能用实证的方法去寻找。从文本考察 ,《招魂》应是《离骚》和《远游》的反写 ,它反映了屈原流放后期的精神状态 ,表现了屈原美政理想的失败与强烈爱国感情之间的矛盾冲突给诗人造成的人生悲剧     

方东树《昭昧詹言》及其“学诗六法”

方东树《昭昧詹言》提出"学诗六法"。从诗歌写作总的方法与要求、文法技巧、语言技巧、《昭昧詹言》作诗理论得失四个角度总结方东树的学诗理论,借此分析其对桐城派文论的诗学迁移,及其在指导桐城派学子学诗、写诗过程中的理论示范。     

身遭离乱自招其魂,超越巫术实现自我——屈原《招魂》思想内容浅析

本文主要从思想内容上浅析《招魂》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招魂》系屈原表达自己身遭离乱时精神痛苦解脱之心愿,所招之魂为屈原之生魂,而非楚怀王之魂;二是《招魂》所表现的是屈原魂归楚国的愿望,抒发了作者的爱乡爱国情怀,并以此利用已有的巫术形式表达更高的人生追求,在人生自我实现的层次上超越了巫术。     

论方东树“以文论诗”之独特价值

方东树《昭昧詹言》核心的诗学理念是“以文论诗”,这一理念长久以来未获重视,甚至一度还被认为因袭桐城先辈之窠臼而具有保守性,由此受到贬低。但是方东树的“以文论诗”具有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与传统诗家以文论诗的比较方面,方东树的“以文论诗”更为细致、全面、深入,更注重脉络构建。在与桐城前辈诗文观念的比较方面,对方苞,方东树在其“义法说”中添加了立诚、文法、道德等内容,对其尚略倾向有了笔法、章法、句法上的细致说明;对刘大櫆,方东树从创作与鉴赏入手,分析了诗与人的关系,变刘大櫆的神、气、势、法为学、才、法、识之排序,提出以顿挫之法相济,强调外部气韵;对姚范,方东树继承其创意造言的观念,提出专一用功而后博学诸家的学诗取径,去除“援据”,强调“序题”,更强调古文对诗歌创作的塑造提升作用;对姚鼐,方东树绕开其“考据”之说,重铸“文、理、义”来强调诗歌之内核与外壳,承接其“阳刚”之美的论述,又对可能造成的弊病和补救方法进行创造性说明。整体而言,方东树的“以文论诗”在打通诗与文二者关系、对桐城家法之继承与创新、丰富传统诗学之内蕴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     

善因善创:方东树诗歌"通变"论

对传统诗学中的"通变"问题,方东树提出"善因善创",要求诗家既要善于继承前人创作精神,又要以此为基础加以创新,并提出具体的继承、创新的方法或角度。这一看法继承了诗学史上通变观念,旨在实现诗文创作的个性化。它与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一起构成《昭昧詹言》诗学批评的基本思路,体现了桐城派包容并蓄,融通开放的文学精神。     

从屈原诗篇看楚国建筑之美

古代楚国保留下来的完整的建筑遗迹,目前尚未发现。本文仅就《湘夫人》《招魂》诗中所涉及的屋顶形式、宫室、建材、装饰、色彩及其建筑环境之美,作钩沉发微之探索。     

<招魂>导读

屈原作品《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是楚国反秦复郢斗争历史文献,前人用汉代兴起的词组词义去注释它,破坏了先秦文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因此产生了诸多无法读通的离奇错误。本文着重探讨《招魂》的读法,提示其内容梗概。     

《高唐赋》正文为巫山神女祭文考

学界一般认为宋玉的《高唐赋》为山水文学作品,甚至认为是"自荐枕席""巫山云雨"的男欢女爱的文学作品,通过考证,所谓山水文学和"自荐枕席"是其表象,该赋正文是楚国祭祀所用的祭文。该赋具体产生的地点在楚国西部高山巫山,而巫山是楚国的神山(圣山),正文描绘了整个祭祀的地点、祭品、神职人员、祭祀要求和过程等,而祭祀的主神是楚国的"(东皇)太一"神。正文中纵猎"羽猎"仪式是祭祀的重要内容,楚王代天行高禖社祀之礼,与"神"交合以求雨于"天(社)",祈求楚国国家兴旺,盼使物种蕃茂。历代文人骚客往往被《高唐赋》和《神女赋》"自荐枕席"所惑,没有理解春秋战国时《高唐赋》所记载的历史文化的真相,造成千古误传。     

《天问》导读

屈原作品《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是楚国反秦复郢斗争历史文献,前人用汉代兴起的词组词义去注释它,破坏了先秦文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因此产生了诸多无法读通的离奇错误。本文着重导读《天问》、《招魂》的读法,提示其内容梗概。     

《招魂》导读

屈原作品《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是楚国反秦复郢斗争历史献，前人用汉代兴起的词组词义去注释它，破坏了先秦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因此产生了诸多无法读通的离奇错误。本着重探讨《招魂》的读法，提示其内容梗概。     

《招魂》,招顷襄王说

《招魂》为屈原所作,欲以《招魂》之辞,寓其志、寄其哀,故司马迁作《屈原传》时,读其辞而悲其志。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过了二百多年,到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却将《招魂》归之於宋玉作。於是,关于《招魂》的作者、招者,便产生出许多问题和说法。     

论白居易《长恨歌》中诗“情”的位移与纯化

白居易主张"美刺"的诗学观,但在《长恨歌》中这一诗学原则与诗人情感发生了悖谬,表现为《长恨歌》中诗人情感的位移。诗开头诗人对玄宗溺女色荒朝政深感痛心;但描述杨妃之死却表现出辩证的历史感,既觉咎由自取,也深感历史无情;而后描写玄宗缅怀杨妃更是充满同情,方士招魂一段通过杨妃对玄宗情感的呼应而深化了这一爱情悲剧。诗人情感的位移又是与情感的纯化相伴随的,通过情感变异和选择性叙事等策略而加强了情感浓度。     

《楚辞·招魂》作者考辨

《史记·屈原列传》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之作者为屈原,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但四百余年后,后汉校书郎王逸在《楚辞章句·招魂叙》中又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王说何据,未见详述。故后世之治《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