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比较看中国R&D经费地区合理分布

一个国家R&D经费的地区分布是否合理是其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中国和美国R&D经费的地区分布的描述和比较,力图找出影响国家R&D经费地区分布的主要因素,探讨中国地区R&D经费分布的问题,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区域R&D经费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研究

本文旨在揭示中国R&D经费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在文献回顾基础上,从区域R&D经费总量及其内部结构--政府R&D经费和产业R&D经费三个方面,以中国省级行政区为单位,通过集中度、变差系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对1998-2004年以来区域R&D经费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区域R&D总经费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维持相对稳定状态;就其内部结构来说,政府R&D经费在空间上趋于均衡分布,产业R&D经费呈进一步非均衡分布,两者呈相反变化趋势.     

四川省R&D经费投入分析研究

分析了2007-2011年四川省R&D经费投入现状和存在的差距并提出建议,为今后四川加大R&D经费的投入提供了决策参考数据.     

浙江R&D经费投入分析

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浙江RD经费投入情况,全面把握浙江RD经费投入发展趋势,认为存在RD经费投入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投入增速放缓、经费来源和支出均以企业为主、过分重视技术研究与开发、人均RD经费水平较低等问题,进而提出坚持优先保障RD经费投入、健全科技创新体制、进一步优化资金结构、进一步提高人均RD经费水平等政策建议。     

湖北省R&D资源投入产出比较分析

用数据列举了湖北省的R&D投入与产出状况,并在与其他省市作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中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为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综合产出水平,从而提升湖北省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和建议。     

中国R&D产出区域分异研究

选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这三个指标运用熵值法构建区域R&D产出指数,将全国分为四类水平区并进一步运用指数的三个分指标分析其时间序列上区域分异特征,以期全面认识2001年以来我国R&D产出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变化特征。结果表明:R&D产出指数总体差异明显,四类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差异有分化;区域R&D知识产出不平衡性有所改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呈分化趋势;区域R&D成果商品化能力的差异持续扩大。     

贵州省高校R&D经费资源配置状况分析

通过对贵州省高校RD经费投入、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的分析研究贵州省高校科技投入状况及水平。研究发现:贵州省高校RD经费投入偏低,强度不足;政府是高校RD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投入规模还不够;试验发展经费比例过低,科技成果转化不多。     

中国R＆D经费水平的变动分析

以R＆D经费总额、R＆D经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人均R＆D经费三个指标的变化为标准进行分析，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R＆D经费水平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在分析中也把中国与主要国家的R＆D经费水平进行了对比，并展望了中国R＆D经费水平的变动趋势。     

中国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根据城乡互动发展的内涵和作用机理构建了城乡互动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省域1995—2004年的城乡互动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采用锡尔指数法对中国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分析了其变动趋势。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城乡互动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动特征明显，地区间的差异仍是中国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差异的突出问题；地区内部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问题。     

美国R&D经费投入特征分析及经验借鉴

R＆D投入成为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R&D创新活动规模、评价科技活动成效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在对国内外政府R&D投入有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2009年财政R&D预算投入的总体情况,结论认为美国R&D投入中基础研究成为战略投资重点、R&D投入优先领域非常明确、R&D投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鉴于美国经验,认为我国政府R&D投入过程中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健全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R&D投入体系和明确R&D投入优先领域等相关对策.     

石家庄市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带动效应分析

根据石家庄2003-2008年市研发资金以及科技计划课题资金投入与分布情况,分析石家庄市政府研发投入对其他科技投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政府研发投入对其他科技投入具有引致效应.     

美国联邦政府R&D经费投入特点和变化趋势分析

首先介绍美国R&D经费的来源和执行者,分析美国R&D的投入特点和变化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详细解读美国联邦政府的R&D经费去向,并以合同预算和支出两套基础数据比较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四十多年R&D经费的变化发展特征,希望用于指导我国的R&D经费的管理与实践.     

从R&D离岸到创新全球化:中国和印度的新兴趋势

Reddy(2011)提出的R&D全球化五阶段论,有助于对R&D离岸增长、结构变化等方面的理解,但并未明确地引入同样也在不断塑造世界新格局的"创新"概念,并与R&D全球化各阶段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创新全球化"和"R&D全球化"是联系紧密但又有区别的概念。本文结合国外有关最新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调研报告成果,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重点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分析R&D全球化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变化而呈现出的新格局趋势,认为:创新网络地理分布的扩散、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改变全球创新网络战略、发展中国家创新全球化模式的多样化和R&D全球化与开放创新的融合四大新趋势,暗示着R&D全球化第五阶段已经显示出创新全球化的特征,并将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趋势,提出R&D全球化进入另一新阶段的构想。     

科技活动中外部筹资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基于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文献研究,构建了一个R&D投入产出的计量模型,并利用高技术产业1996--2007年间五大产业的面板数据,对科技活动中外部筹资(包括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对研发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在不同金融机构贷款依存率情况下.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投入对研发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资金投入对企业研发产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机构贷款投入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因金融机构贷款依存率的不同而变化.其中在金融机构贷款依存率大于10%时,金融机构贷款投入可以显著促进研发产出,而在金融机构贷款依存率小于10%时,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会对研发产出产生显著负作用.     

我国R&D投入的计量分析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为依据,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深入考察近年来我国R&D投入的增长变化情况.我国R&D经费投入连年高速增长,企业作为我国R&D投入主体的地位日益加强,我国R&D经费在投入类型上更加倾向于试验发展.但是目前我国R&D的投入强度依然很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经费投入的比例失衡,政府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继续加大我国R&D经费投入,提高R&D投入强度,特别是加大政府R&D经费投入,协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比例,是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价值

以2011-2013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所享受的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托宾Q值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考察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是否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研究发现,加计扣除优惠强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价值;研发投入强度对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中国R&D投入强度国际比较与分析

中国当前的R&D投入强度与世界各国相比处于何种水平?如果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发水平,应该是加大政府投入还是加大企业投入?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类研发活动的发展是否平衡?造成中国基础研究强度偏低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中国政府和企业今后将如何调整研发投入格局和投入强度,才能改善研发活动不平衡的状况,并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发能力与水平?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法国政府研发经费投入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法国政府通过国家层面大型科技计划对企业的资助、通过稳定经费对大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支持、通过行业研发合同对专业型国家科研机构的资助这三类不同的研发经费投入机制,揭示了法国政府研发经费投入的整体图谱,并从稳定与竞争比例、企业创新主体、国立科研机构定位等方面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     

R&D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年报披露RD投入的364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RD资本化与费用化会计政策选择的视角,分别检验了RD资本化与费用化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的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RD会计政策选择与财务价值负相关,与市场价值正相关。企业选择将RD投入资本化能够增加市场价值,但不会增加财务价值;相反,企业选择将RD投入费用化则能够增加财务价值,不会增加市场价值。由此推断,企业RD投入资本化与费用化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对企业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权衡的结果。     

政府资金在R&D链条各阶段的投入比例研究

政府在RD链条各阶段的资金投入分配比例,应立足于政府资金在各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与企业资金的效率比较。本文基于200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企业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与政府完全相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政府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显著高于企业资金,而在试验发展阶段,政府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显著低于企业资金。因此,按照效率优先原则,我国政府应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金投入,降低对试验发展的资金投入比例,并选择能够产生对企业资金投入产生刺激效应的试验发展领域进行集中式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