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庄内外之盂兰盆会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本土文化传统,不断与儒道相融会,尽力缓释儒学对佛学的抵制,为此佛家高僧译出《佛说盂兰盆经》,以昭显佛家孝亲与普度众生的道德理想同儒家忠孝至上观念的理论同一性。于是,以纪念目连救母为宗旨的盂兰盆会便逐渐遍及全国。从康熙帝始,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均在山庄环碧岛举行盛大佛事活动。随后,承德民间也于武烈河岸举办盂兰盆会。目连救母的动人故事,也成为说唱艺术、戏剧以及影视作品的题材。     

钟馗画的民俗化与文人化

钟馗形象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独特的图像符号,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内涵,钟馗原型出自上古傩仪,钟馗传说的形成是在汉魏之际,随着唐宋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民俗文化的生动化、世俗化,钟馗这一形象彻底完成了从原型到传说的转变,并随着宋代民俗文化的兴盛与宋代艺术的繁荣而更加丰富多彩。钟馗画应各种民俗节令活动而产生,在民间年画、宗教绘画、文人绘画中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形象体系,有些形象还依靠粉本的流传使其延续和传承变得更为稳定。元代以后,文人在对钟馗形象的关照中有了强烈的代入感,钟馗开始以失意文人的身份深入人心。明代文物画的文人化,是钟馗画文人化的最后阶段。     

道情艺术的民俗化流变

道情作为一种道教艺术形式,源于唐朝的道教经韵,是道教戏曲音乐艺术的重要形式。在道教世俗化发展中,道情艺术多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歌、戏曲的形式,传播道教教义,宣传出世思想。宋代以降,道情艺术在民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道情艺术从神圣的道教神坛走向世俗的民间舞台,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宗教色彩,演变为一种纯粹的民俗文化。从道情艺术的民俗化发展过程来看,其与道教的世俗化道路是一致的。     

浅析民俗年画中的娃娃形象

年画娃娃是我国民俗年画的重要表现题材,也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民俗符号。娃娃年画的盛行处于民众对于种族繁衍的寄托、化生观念的沿用和对于平民生活情趣的需要,大多出现在神佛、吉庆祈福、文学人物与时令节气题材中,表现形式呈现强烈的程式化和装饰化的特征。     

当代电影中的民俗化倾向剖析

当代电影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越来越民俗化。一些异乡趣闻、蛮荒古俗、原始民风、民歌、民谣,在电影中占有相当比重,不仅如此,现代城市民俗在电影中也得到体现。表现乡村民俗的电影有：《乡音》、《黄土地》、《盗马贼》、《边城》、《青春祭》、《良家妇女》、《孩子王》、《湘女萧萧》、《海滩》、《红高梁》、《人生》、《老井》、《无情的情人》、《春桃》、《野山》、《芙蓉镇》等,表现城市民俗的有《雅马哈鱼档》、《茶馆》、《顽主》、《给咖啡加点糖》、《太阳雨》、《女人街》等。总的说来,写乡村民俗的比城市民俗的要…     

中国“七月半”与日本“盂兰盆会”的对比分析

农历七月十五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节日“中元节”,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我国民间称之为“七月半”、也称之为“鬼节”。相对于中国“七月半”节日的淡化,日本的“盂兰盆会”自隋唐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后,便在日本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除元旦外的第二大节日。本文通过对中日传统文化节日的异同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如何更好的弘扬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提供借鉴。     

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参与——以“盂兰盆会”为例

盂兰盆会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然而"盂兰盆会"在日本被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却趋于销声匿迹。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保护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在全民参与这一点上日本的模式值得我国学习。     

浅析民俗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民俗在我国流传已久,是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艺术文化形态。当代的广告业发展迅速,逐步蔓延了我们整个的活动领域,把民俗文化通过艺术符号形式融入到平面设计中是一项不错的课题。寻找民俗与平面设计的结合点是我们研究民俗元素在平面广告中表现的好方法。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占卜民俗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它是千古文化的积淀,包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占卜是民俗现象之一。唐五代笔记小说描述的占卜现象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精神希冀,亦说明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不发达的状态。     

中国传统民俗与地理环境

我国的民俗是我国人民对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民俗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民俗形成与演变的自然基础是地理环境，民俗的传播与扩散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民俗的区域差异是地理环境区域差异的反映，民俗也是人们适应地理环境、实现人地关系协调的具体表现。     

佛乐俗变对唐代新题乐府诗的影响——以梵曲《摩多楼子》为例

《摩多楼子》本为酯域传入佛曲,为“梵竺四曲”之一。李白与李贺分别作有乐府诗《摩多楼子》,均为边塞题材,内容与佛法无涉,与题名完全不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摩多楼子》由佛教乐曲演变为极富时代特色的边塞诗,与佛教乐曲的世俗化演变以及唐代燕乐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佛教乐曲《摩多楼子》成为边塞诗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如下脉络：在唐代文化环境、尚武精神的浸润和影响下,为了迎合新的审美需要,逐渐摈弃了原先的佛教因素,与胡乐新声、道教乐曲和燕乐等逐步融合,融入世俗社会,装入新的内容,娱乐功能突出,时代印记鲜明。     

《聊斋志异》佛教思想浅探--兼论蒲松龄创作的主观命意

知人论文，是研究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蒲松龄接受佛教思想，以净土宗和禅宗为主，反映在《聊斋志异》中的佛教思想也主要是禅宗与净土宗的理论。虽然同受佛教影响，蒲松龄却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借用佛教思想尤其是因果报应之说，劝导善行，惩诫邪恶，以期人心归正，世风复淳。这也是他创作《聊斋志异》的主观命意之一。     

神彧“句意之说”佛学文化背景考察

文章通过对神彧"句意之说"佛学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发现神彧"四到"引用的例句与《人眼天目》"宗门杂录"句意说中所引用的例句在根本意义上具有相通之处,由此论证《诗格》作品中的"句意之说"染上了佛学之光,并由此推测神彧的僧宗为临济宗。     

闲话唐诗说七夕

七夕是中国民众传统岁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歌咏的对象。唐代七夕诗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很丰富,是唐代七夕节俗的生动写照,反映了唐代七夕节的主要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     

佛典翻译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

佛典翻译文学和民间文学都具有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的特点,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佛典翻译文学虽然不能全部作为民间文学看待,可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用民间文学材料附会加工而成的,如“佛传”、“佛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中的许多作品,可看作柒上宗教色彩的民间文学。佛典翻译文学与民间文学互相渗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况。     

六朝志怪的叙事角度

通过某个人物的眼或口来呈现一切,"叙述"与"聚焦"发生明显的分化,是六朝志怪的突出特征。这不是叙述者对人物所见或所说的客观、被动的"转述",而是叙述者对人物内在感知活动的"介入"。这才是虚构的确切含义。不是怪异的神秘性导致限知视角的产生,而是限知视角带来了怪异的大量出现,带来了新的虚构叙事文学——小说。     

《洛阳伽蓝记》中“无明与执取”的佛教观探微

《洛阳伽蓝记》是一本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著作,然而,人们从佛教方面入手对其进行的研究并不多,笔者认为,在作者笔下丰富的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材料可以从佛教无明与执取的角度进行解读,在作者笔下众多的人物中,既有对于富贵权势的无明与执取,也有对世俗财富、感情与美色、荣誉名声的无明与执取。从佛教义理方面对《洛阳伽蓝记》的材料进行解读,不失为我们对其进行研究的一个较好的视角。     

浅谈《录鬼簿》涉及的元杂剧剧本体制问题

《录鬼簿》是研究元代戏曲的重要史料,对元杂剧剧本体制涉及颇多,如元杂剧的题目正名、次本、分折等问题。对于题目正名,本文认为对于元代的杂剧,其题目正名应在剧本的后面,而且并不是非标不可的。对次本问题,本文认为＂次本＂应当为改编本而非删节本。对于学者讨论较多的元杂剧是否分折问题,本文从《录鬼簿》的记载及元杂剧的形成过程出发,推断出元杂剧在元代已有分折现象。     

“鬼”无处不在--《女勇士》中“鬼”的多重意象解读

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华裔作家之一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被盛赞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力作,并成为国内外文学界的讨论热点。其中,它的副标题为“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由此引出对“鬼”的诸多意象解读。鉴于作者所生活的特殊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得文中对“鬼”的形象描写既不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鬼”,也并非是纯粹的美国文化意义上的“鬼”,而是赋予了其新的涵义。该文试图重新解读“鬼”的意象,说明“鬼”具有替罪羊的形象,“鬼”言说了女性对性别歧视的反抗,以及“鬼”展现了华人处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困境。     

青海塔尔寺酥油花灯会的传承

酥油花灯会是藏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酥油花的技艺传承、酥油花灯会的民俗传承、酥油花灯会的传承方式及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更深层研究和探讨酥油花灯会的传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