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技术公众态度形成中的社会心理因素——以转基因水稻为例

为探究隐含在风险技术公众态度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以转基因水稻为例,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论证了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生态主义三种价值观对转基因水稻的感知和态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证明了感知这一中介变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结果表明,利己主义者感知收益水平较高,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利他主义者和生态主义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对转基因水稻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基于此结论,决策者可以更好了解不同价值观的公众在对待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的差异性和偏好,以助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及其社会控制

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转基因食品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威胁社会稳定。探讨转基因食品的各种风险并进行社会控制，从而使转基因食品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微博科学传播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以转基因食品议题为例

微博科学传播通过社会关系进行。微博用户基于关注、转发、评论等关系形成传播网络,网络结构决定信息的来源、方向、强度及范围。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定量探究这一网络的结构特征,为微博科学传播机制研究提供了结构主义的新视角。传播网络结构分析从整体结构、个体位置结构、子群结构、子群互动结构等四个层次展开。转基因食品议题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科学议题在微博空间中具有多元交互的传播渠道;相关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精英民主化特征;往往产生群体两极化的传播效果。     

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

SSK学者运用科学修辞学的方法对科学争论、科学文本等进行的社会学解读,是SSK流派在社会建构论领域的一大创新。文章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转基因主粮事件”中争论各方使用的修辞资源、论题和手段的分析,试图展现各方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初探

本文主要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害、对生态环境是否构成潜在威胁等方面阐述了转基因食品存在的潜在风险。     

社会风险预估的系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有效预估风险是复杂系统必须具备的运行能力.对社会风险的系统研究应反映在两个方面:是否存在高风险的单个指标以及对社会各系统进行动态、综合评判及较准确的预测.在构建社会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江苏省的面板数据系统评价江苏省社会风险状态,进而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风险管理者提供有益的思路与方法.     

网络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研究——基于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搭建的“场域”成为社会风险的“放大站”,本研究旨在描述网络传播与社会风险放大之间的关系。在区分网络与媒体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网络传播特征与放大效应的关系。基于公共卫生事件,探讨社会风险本身就会产生的社会效应。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分析网络对社会风险的传播衍生出的次生危害。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假设前提下,提出网络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的模型。需要理性应对网络在社会风险中产生的放大效应。     

公众参与科技评价的目标与过程——以转基因技术争论为例

“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这也为公众参与技术评价范式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本文以国外围绕转基因技术所进行的公众讨论为例,分析了公众参与科技评价的目的与过程。     

我国转基因作物技术风险三维分析及其治理研究

 文章归纳并总结出影响转基因作物技术风险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风险三维模型。针对三维模型中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技术高社会危害、低技术成熟度和低经济净收益的现状,尝试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探讨风险治理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得出,我国政府处于转基因作物技术风险治理的“关节点”地位,而有效治理风险的关键则在于政府如何通过机制构建,使得各行动者的利益达到均衡,以实现政府协调的网络化综合治理。     

技术复杂性及其导致的社会风险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复杂性命题的研究进行了紧要评述；第二部分从技术复杂性日益加剧技术二重性角度出发，阐释了技术复杂性与社会风险的内在联系及外在表现；第三部分则在前面分析基础上提出，对技术实施社会控制是克服复杂技术导致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并从更广的视角，探讨了技术民主化对于问题解决的潜在重要意义。     

转基因生物的社会风险分析

遗传修饰生物体(GMOs)作为一项高技术产业，突破了物种之间的藩篱，透过外来的或异种基因的植入制造出新的生物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本文论述了该项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对环境的冲击、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对人健康的影响、以及GMOs商业化中的风险等问题。     

风险社会下的组织与媒介关系——以风险应对组织和微博为例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如今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以工业化为动力的现代社会在带给人们更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风险.一些组织以风险应对为主要职能,为用户提供风险预警、应对和处理等服务,这类组织被称为风险应对组织.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作为一个开放、多向、由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传播平台,在本世纪末蓬勃兴起.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条件下的风险应对组织与社交媒介的关系,探讨提出组织与媒介正改变以往使用者与传播工具的简单关系,逐渐形成媒介决定组织可以传播信息内容的情况,并为社会中的信息流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试论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

转基因技术是目前争议颇多的话题,自2009年11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以来,更加备受观注。那么它究竟存在着哪些隐患？对人类健康是否零风险？我们做好了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准备了吗？应该怎样看待转基因技术与常规农业技术二者的关系？基于上述问题．本期本栏目将从生态安全、医学等角度来谈一些不同观点,以期深入讨论。     

转基因稻米的社会风险剖析——基于“黄金大米事件”案例分析

以社会焦点"黄金大米事件"为案例,通过关键事件法STAR模型,剖析"黄金大米事件"的发生情境、试验目的、实施过程和事件后果。分析转基因稻米社会风险的演变路径,揭示转基因稻米的社会风险根源分别来自转基因稻米本身的不确定性、媒体传播的风险放大效应、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风险交流机制障碍以及科研人员违背试验伦理原则的学术不端行为等四个方面。并进一步分析"黄金大米事件"社会风险产生的后果,不仅会对被试造成精神伤害,引起社会冲突,而且会阻碍转基因稻米的研究与产业化发展。最后,分别从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增强公众科学认知、加强大众媒体监督、建立有效的风险交流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防范和化解转基因稻米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     

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及其治理——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分析

为了理清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影响机制与作用模式,本文首先描述了转型社会中社会风险的主要形态,及性别失衡放大社会风险的途径;其次,通过改进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模型,构建了性别失衡背景下社会风险放大的理论解释框架,最后,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揭示性别失衡背景下社会风险放大途径,提出以网络治理为工具的危机管理策略.     

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的实证分析

转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展示了通过生物技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的巨大前景．但是同时也因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潜在的风险而引发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议。     

关于新兴科技伦理与社会问题新闻报道的研究——以国内主流媒体为例

 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社会和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引发出伦理与社会问题。本文以国内主流媒体对转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报道为例,分析国内主流媒体对新兴科技进行报道的变化趋势,比较研究不同媒体在报道内容、信息源、报道态度等方面的特点,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基于史密斯理论的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政府规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各国政府一系列政策和规制措施的出台,以应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依据史密斯的政策执行理论,从理想政策、执行团体、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方面分析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政府规制现状,梳理政策供给盲点,并提出进一步的规制建议。     

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发轫于欧洲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允诺人类前景以美好意象。随着现代性运动的推进,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在技术时代,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现代风险具有潜伏性、不可辨识性、整体性、全球性、未来性等特征,风险社会并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现代性的开端。     

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对公众环境权的伤害性分析

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对公众环境权产生的伤害主要体现出一种可能性和潜在性,但是此种伤害一旦现实化了,那么将是严重的而不是轻微的。此外,从公众环境权受到伤害的主体上看更具广泛性、代际性;从对公众环境权伤害的内容上看更具不确定性;从对公众环境权伤害的时间上看更具长期性。鉴于此,在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推广中,需要采取措施以维护好公众的环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