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胜于社门之外”——人民日报理论宣传的“小插曲”(之三)

邓拓写《燕山夜话》的题外话邓拓同志离开报社到北京市委工作以后,报社编委会决定,理论部的工作还请他代管一个时期,负责审阅理论版的文章,所以我还经常到他家去,送交稿件,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又加我们长期相处,建立了友谊,常常想念他,我总是找机会同他去谈心。有一次他问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写的     

记者的“忍辱负重”漫议

记者这行职业在人们眼中地位还是挺高的,何谓“忍辱负重”呢?请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大半生涯中就有过几次不平常的经历。一是1954年他从莫斯科(驻苏记者)调回国内,当时已是很有名的记者了,而报社某些头儿,对他抱有成见,却让他回编辑部坐了一阵冷板凳。后来,竟让他去报道纽约市的垃圾清理工作。这是一项例行的报道,通常由实习记者去完成,现派一位名记     

有新意、有独到见解

写杂文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写好杂文? 夏衍同志给《杂文报》写了一篇小文章《杂文三忌》(《人民日报》也转载了),他认为写杂文忌三点:一忌教条八股,二忌“怕”字,三忌冗长。他从“忌”的角度讲了杂文写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今天从“贵”的角度讲。杂文“贵”在哪里? 我先念唐弢同志的一封信。二十年前,我在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习,当时唐弢同志也住在中央党校编教材。我就把自己写的几十篇杂文剪报交给他,请他看看,提提意见。唐弢同志挺认真,看后写了封信给我。那时我三十出头,勉强可以算个青年。唐弢同志是老前辈了,他专门写了这封信,体现了他对青年作者的关怀和帮助。这封信中这样写道: ……今晚灯下,把全部剪报读了一过,其中有好些篇,报上发表时我就读过的,而且至今还留有     

“一尺深”的热爱

我的班长余书福退伍后,经过两年的奋斗,已成为一家报社的编辑,战友们对他今天取得的成绩投去赞赏的目光。余班长退伍后凭着在部队发表的三大本作品剪报本被海南《商旅报》聘为记者,后又被《海南特区报》聘为体育版编辑。在一次师里组织的新闻骨干培训班上,余班长作为特邀佳宾被请回部队给大家上课,许多战友向他请教:“余班长,你从基层报道员走到今天报社编辑的位置,有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他笑着回答:“写新闻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关键是要热爱。”大家进一步打探:“如果想要达到你现在的写作水平,到底要热爱到什么程度?”他回答说:“一尺深!”…     

应提倡“有什么写什么”

《新闻战线》的同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其实,我做新闻记者的时间不长,没有什么经验好谈,这里谈一点体会。我是1945年夏天调《盐阜大众》报当记者的。调报社以前,我是一名游击队战士。在战斗间隙里,我正在一面热心地学习文化,一面积极地为党报写稿。写什么稿呢?几十字、一二百字的小通讯、小故事。我当时只有这么个水平。对新闻工作,我是无知的。     

别让记者承包净了版面

在省报工作的时候,记得有位读者给报社写信批评报纸说:“我每日打开报纸,看见报纸上各大版的稿子,几乎都成了本报记者写的,群众写的稿件登不上,希望报纸改变这一现象。”对这位读者的意见,怎么看?我们当时的报社总编让群工部的同志统计了几天的《人民日报》,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记者的稿件登得多?是好现象,《人民日报》发本报记者稿件达到94%左右(包括新华社电稿),我们还不及哩!”那位读者的意见给否定了。可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逗留着。近     

与马丁谈“马丁事件”

“我哪儿是什么经济学家……”“我,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写了一篇平常的理论文章,不料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过,好在如今被歪曲了的文章,又恢复了它的本意。”在南京大学南园宿舍,当我见到这位年纪二十九岁的马丁的时候,他正在伏案翻阅经济学、哲学的著作,案头还陈放着《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二十世纪欧洲史》《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他似乎不太愿意提起“马丁事件”的前前后后:“是的,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好稿就是“通行证”

往日里总是抱怨编辑“不识货”，净“枪毙”自己的稿子，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编辑水平有问题，是不是因为不认识编辑才上不去稿？今年5月，我到军区《前卫报》社学习。到了报社，我认为发稿的机会来了，一连送给编辑们十几篇“大作”，结果自己在“废纸篓”里又捡了回来。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真想照着镜子看一下是否自然）把～篇精心润色的军事稿件送给了编辑。那名编辑看了看稿子，说道：“这篇稿子同以前的那几篇一样，没有深度，写稿子的时候，心里一定要装着一套日常的工作思路，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报道什么内容，要心中有数…     

不做“带汁儿的批评家”

邓拓《燕山夜话》里论及过“带汁诸葛亮”，典出《程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什么叫“带汁诸葛亮”?就是“冒充的诸葛亮”，“假装的诸葛亮”。     

关键在有“得”——对“新闻采写一得”的一些体会

《新闻与写作》编辑部主办了“新闻采写一得,征文竞赛活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鉴于主客观的原因,我错过了一次参加竞赛练笔、争取“榜上有名”的机会。前些日,在与同行们聊起这个话题时,有位同志问我:“你说‘采写一得’这类文章到底属于什么体裁?怎样才能写好这类文章?”这可一下把我问住了,因为这里既涉及到了写作上的理论问题,又回避不了新闻采访的实践活动。可在我的印象中,在我所涉猎到的新闻理论书籍和文章中,还没有一     

追寻父辈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的历史足迹

小时候,我对父母的新闻经历了解甚少,只知道父亲邓拓用"马南邨"的笔名写了<燕山夜话>,因为很多人在议论着书里的文章;只知道父亲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十年,因为我家住在报社宿舍;只知道母亲丁一岚一直在广播电台工作……而对他俩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的经历一无所知.     

王安石撕稿为哪般? 只为文章要创新

古人作文力求意新,而忌与人同。《南方日报》登过一则故事说:一天,北宋史学家刘攽去拜访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正在吃饭,门官请他到书房用茶。刘发现书桌上有一篇论兵的文稿。马上阅渎,十分赞赏。读毕。放回了原处。王安石进来后问刘“您近来又写了什么文章?”刘开玩笑地说:“写了一篇《论兵》。”接着便把王安石的文章复述了一篇。王安石不知他在开玩笑,以为自己的文章没有出新,和别人的雷同了,算不得好文章,便将它撕掉了。     

抓新闻离不开“跑”

每到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一些熟悉的记者、编辑一见面就问你:“近来跑哪去了,抓了点什么……”当初,我对他们的问话不怎么在意,后来,经过工作实践,我才渐渐明白了他们问话的涵义。我从1974年开始,就在基层搞通讯报道工作。当初写稿,对采与写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没有拿出更多的时间,跑到下边深入采访,往往是了解到一些情况后就忙着写稿,结果一连写了20多篇稿子,都是“泥牛入海”。当时,我认为主要是自己“喝的墨水”少。于是我就关起门来看书,练笔,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稿子还是发表不了。后来报社的一位老编辑给我写来了一封诚恳的来信,信中除鼓励我,还指出我写稿中的毛病,并让我多     

删除四篇为哪般?——《燕山夜话》新旧版本之比较

正迄今为止,《燕山夜话》共有四个版本,即北京出版社1963年8月初版合集本,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新版合集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燕山夜话》并附《三家村札记》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燕山夜话》注释本。其中,初版合集本共分五集,每集收录杂文30篇,共150篇。1979年4月版的《燕山夜话》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个合集本,文前有邓拓1958年的留影,邓拓1963年3月为初版合集本写的自序手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不单     

老迈的第二个春天

今年夏天,有个晚上,我依约去看部队的一位老友。他正皱着眉头抱着本书在看。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我问他。他抬起头来,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长叹一声,唉——老迈啊老迈! 老迈是谁?还记得金敬迈吗?《欧阳海之歌》?记得记得,金敬迈,他还活着吗?活着,活着……     

“一年到头”与“车上看书”

上海《文学报》去年8月23日二版发表了一篇作家访问记:《他,离不开大海》,写得颇有文采。但我觉得美中不足。请看:“娱乐,对年青人的诱惑该有多大啊!他忍住了,不逛公园,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看电影,早起晚睡,一天当两天用,一年到头     

未曾忘却的记忆——记杨刚同志最后一次审阅副刊大样

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因车祸受到剧烈的脑震荡,休养了几个月后,到报社来上班了。因为有脑震荡的后遗症——经常头痛,她在报社编委会中的分工有了一点变动,主要是负责审阅副刊大样。我当时是文艺部的一名年轻编辑,正好值班划副刊版样,经常送大样到她办公室去。这中间她曾精心修改过我写的一篇已经上了版的文章——涉及一个国际问题。那次我去取样时,她对我说:“你写的文章我改了一些地方。”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细细看了修改之处,     

重庆新民报的延安通讯

抗日战争开始后,新民报经理邓季惺的胞弟邓友民到延安去了。邓和报社一个与友民要好的同志,邀请他给《新民报》写通讯,他表示同意。《新民报》由南京迁到重庆复刊后不久,原在报社工作的胡迦彤(宋迪夏)同志也去延安,报社负责人和与胡有关的人,又要她写通讯,她也同意了。还有报社的其他同志,也根据各自的关系,约请去延安的同志写稿,都乐于接     

美的赞歌——《邓拓散文》

同志,你是《燕山夜话》的热心读者吗?告诉你一个消息:人民日报出版社最近又编辑出版了一本《邓拓散文》。这本散文集,收了邓拓同志的38篇散文,绝大多数都是他在1958年以后写的作品。这些散文说古道今,旁征博引,知识丰富,议论风     

谈谈稿费问题

有位朋友看了这个标题后,摇摇头说:“太浅薄了吧?”我却觉得这是办报当中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且请看事实: 有位同志花了好多业余时间,写了篇稿子寄给某报社。文章登出后四个月不见寄稿费来。托人问是否邮寄有误?亲手处理此稿的负责人却说:“什么稿子呀?查查看吧!”又过了半年,仍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