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今九年而不复”看屈原的人生遭际

《哀郢》是屈原晚年的一篇重要作品,对研究屈原的生平经历至关重要。诗中“忽若不信兮（一本在“若”之后有“去”字）,至今九年而不复”两句,历来为楚辞研究者所重视,往往据此来推断《哀郢》之作年,并由此上推屈原始放之年,下推屈原之卒年。但因对屈原的生平经历各有先入之见,故而得出的结论往往彼此大相径庭。明黄文焕说屈原之放非顷襄元年即次年,后推九年,即顷襄九年,又越孟夏,故怀沙自沉,“固属之十年矣。”（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谓屈原于顷襄二年再度被放于江南,越九年,作《哀郢》,于顷襄十一年作《怀沙》,并自沉于汨罗。（林云铭《楚辞灯》）今人林庚则谓屈原于怀王二十四年被放,越九年,于顷襄二年作《哀郢》,于顷襄三年自沉于汨罗。（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版）姜亮夫则认为屈原之放当在顷襄七年秦楚和亲之后,越九年作《哀郢》,明年作《怀沙》,其自沉汨罗“当在顷襄十六七年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汤炳正则集林云铭、蒋骥、游国恩三家之说,关于屈原始放之年取林说:关于屈原在江南的行踪取蒋说,认为屈原被放陵阳九年,《哀郢》即作于被放陵阳的第九年:关于屈原之卒年,又取游说,认为是在“（顷襄）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     

楚郢未陷，何论“殉国”？──答廖化津先生的屈原殉国“补证”

库化津《屈原自沉考》为屈原自沉是“殉国难”说立论，却拿不出一条可靠的史料作依据。本文详考了屈原自沉与“白起破郢”无关，并进一步证明为忧国而死无损于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     

潘啸龙著《屈原与楚文化》出版

潘啸龙副教授所著《屈原与楚文化》一书最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17.5万字。这是作者十年来潜心研究楚辞的结晶。全书分为三篇,探讨了楚历、楚史和屈原生平中两次放逐和自沉的时间及原因;对屈原的主要诗作如《离骚》、《九歌》、《天问》、《哀郢》、《远游》等的作年、题旨、性质和结构艺术,以及屈原的思想发展及     

《九章》与屈原之自沉——《九章》新论之五

屈原自沉汨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九章》与屈原自沉有无关系,屈原于《九章》中是否反映了自沉时的诀绝情绪。我们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而旧释者的回答则是肯定的。自汉以来,屈赋的研究者依据一条并不十分可靠的传说——屈原放于江南而复作《九章》,(1)便极力的在《九章》中寻求屈原的临诀之辞。于是,司马     

从舜与二妃故事论及屈原的自沉

楚人对舜怀有特殊的敬意和宗教之情,作为楚人,屈原也不例外.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反复出现"重华"及与之相关的字眼,屈原其余作品中对此亦有所涉及,再联系屈原将其与其他古圣先贤进行对比时所反映的态度以及舜与楚民族远祖非同寻常的关系,文章认为舜是屈原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知已和倾诉对象.舜与二妃的动人故事又对当时处于严酷现实中的屈原之选择自沉有很大影响,屈原最终用自沉凄凉而又悲壮地诠释了男女君臣之喻,向世人昭示了他对曾经与王共处的美好时光的留恋和始终如一的忠贞清白.     

是殉国还是自沉

对屈原的死,是自觉殉国还是绝望自沉’历来论者多以殉国为是。他们的用心是好的。屈原是中华民族之魂,他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楚民族的兴旺和富强,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对这样崇高的历史人物的结局,谁不想让他更壮烈、更辉煌些?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可以任人美化的画廊。我们认为,屈原的死,是绝望的自沉,     

《屈原死因新解》之驳谬

本文就马健的《屈原死因新解》诬屈原死于情杀等种种谬论 ,从历史与屈原作品实际出发 ,逐一进行了批驳 ,严正维护屈原高大而光辉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屈原有感于郢都的破灭 ,自己美好理想的落空以及对楚国的赤诚忠爱 ,最终怀抱巨石自沉汨罗江 ,以身殉国 ,由此完成了峻洁瑰伟人格形象的塑造     

屈原自沉说之缘起与质疑及其可能终于疾病考

屈原之死,汉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其死于自沉。后之学者或申之、或驳之,莫衷一是。而据史籍所载,"自沉"多是后人对先秦士人或直士之死的一种褒义性指称,大多并无实证。而从楚辞文本本身与相关楚地出土文献来看,屈原最有可能是死于医学上所谓厥心痛一类的疾病,也就是《惜诵》"背膺片半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所指疾病。而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佐证。比较而言,屈原死于厥心痛较之于其自沉于水更吻合于文献所载。而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揭开屈原死因之谜,并且对于其作品的理解以及其部分作品真伪的考辩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屈原自沉的巫文化解读

屈原生活在巫文化氛围极浓厚的楚国,其出身、职业、兴趣、爱好均与巫有关,他所倾慕的人物与水关系密切.屈原选择五月五日自沉汩罗,有巫文化的意味.     

屈原自沉的巫文化解读

屈原生活在巫文化氛围极浓厚的楚国,其出身、职业、兴趣、爱好均与巫有关,他所倾慕的人物与水关系密切.屈原选择五月五日自沉汩罗,有巫文化的意味.     

屈原流放陵阳考

在屈原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哀郢》、《招魂》、《远游》等;在考古出土文物里,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寿县《鄂君启节》、石台怪潭郢爰、皖南铜矿遗址、青阳先秦文物等;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边角料”（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的人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谈《屈原》的结构艺术

《屈原》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关于《屈原》的创作,作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屈原的悲剧身世太长。在楚怀王时代做左徒时未满三十,在楚襄王二十一年郢都陷落而殉国时,年已六十有二。三十多年的悲剧历史,怎样可以使它搬上舞台呢?我为这问题考虑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不易解决使我不能执笔者有三个星期之久。”后     

屈原自沉的文化学阐释

屈原的自沉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当时的楚国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地区儒、道文化的精髓,结合当地的巫文化而演变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既鲜明地反映了楚地的基本风貌,又集中地体现了楚人的文化精神。     

屈原与九华山

九华山,古时称为陵阳山、帻峰、九子山。千年古镇“陵阳”,就在九华山脚下。作者认为,楚顷襄王在位的时候,屈原流放陵阳,走的是以水路为主的流放路径,“当陵阳之焉至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创作了《哀郢》、《远游》、《招魂》等诗篇,对陵阳山的道家思想的形成、贵池傩文化的发展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许国《屈原论》析论

许国《屈原论》是继司马迁《屈原列传》之后唯一一篇专论屈原的文章。《屈原论》针对评价屈原的三种时论而发,其主要观点是:屈原作为宗臣无可去之义,其自沉出于忧国之义、爱君之情和存君兴国之志,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屈原虽然有“怨”,自沉汨罗,仍不失为忠臣;屈原之死咎在其君。许国创作《屈原论》的原因主要有:楚辞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学术风向的变迁,许国个人的性格、政治遭际与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     

《哀郢》与秦军拔郢毫无关系——王夫之“哀郢都弃捐”说驳议

今天人们说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因为秦军攻占了楚国的郢都,这种说法都是源于清初王夫之对屈原《哀郢》一诗的误解和推想。本文以历史记载为依据,结合《哀郢》,从时间、空间和事理等方面,证明王夫之提出屈原为了哀悼郢都沦亡而写《哀郢》的说法既无史实依据,又与原诗的情况相抵悟,自相矛盾,王氏之说不能成立。本文还对服膺王氏之说的一些著述进行了剖析,指出其受王氏的误导而推想出来的种种“历史事实”实属无稽之谈,从而辩明了一个古典文学和古代历史纠缠不清的问题：以《哀郢》的诗题来摧想“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不可取。     

奇特的构思 真挚的情怀——读屈原《招魂》

屈原的《招魂》,如与他的奇特杰作《天问》相比,可以说这是在风格、内容上迥然不同的另一篇奇文.《天问》属于哲理性的论辩诗,而《招魂》则是政治性的抒情诗.至于《招魂》的作者是否确属屈原,古今学者专家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不过个人认为,最早为屈原立传、与屈原的生活年代相距仅有百四十年左右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最早表述的意见,一般说来,那应是最可信的.他在《史记·屈原列传》的赞语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说明司马迁亲自读过《招魂》,并且确认它与《离骚》、《天问》、《哀郢》     

回到历史现场，传承文化精神——部级精品课《屈原列传》品赏

以“回到历史现场”为框架对《屈原列传》进行教学设计。分为两课时,第一课时分析屈原除自沉外还可以选择随波逐流,选择离开楚国;但是因为屈原是楚王同族,因为他对楚国矢志不渝的爱,选择自沉具有必然性。第二课时探讨屈原精神的实质,讨论有关屈原爱国的争议,分析屈原精神之所以回响不绝的原因。     

屈原《怀沙》题旨新解

一太史公《屈原列传》云: “(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日:“……。於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揆史公之意,“怀沙”即怀石,《怀沙》乃屈原沈尸前之作,而“怀石”则为沈渊之术。所以有此说者,或史公游沅、湘时有所闻而云然。东方朔《七谏、沈江》亦云: “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壅蔽”。     

庄暴郢及其与屈原作《哀郢》的关系

学术界有人把屈原作《哀郢》与“庄暴郢”联系起来，并认为庄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据《荀子》、《吕氏春秋》等记载，庄乃是楚怀襄之世的将军，他率军掘墓暴虐于郢都，致使“楚分而为三、四”，这与《哀郢》所写景象不合，故二者并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