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神话与身份政治--重读电影《刮痧》的文化冲突问题

电影是再现政治的特殊形式。文化阅读方法考察电影深层文化结构与权力机制。文章通过对电影《刮痧》的文化阅读，超越文化差异的表层结构和文化冲突的传统理解，提供一种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选择与身份政治关系的全新诠释。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身份成了漂浮的能指符号，等待主体介入才具有意义。移民受到多元文化冲击，主体意识被两种文化身份所分裂；美国文化本身的纯洁性也被“文化杂烩”形式所威胁，为“惧杂症”所困扰。刮痧冲突，在文化领域是美国东方主义意识与中国“汉化”思想的对抗，对于移民个体则更是文化记忆与认同的冲突。     

被子——《宠儿》对美国身份认同的重构

纵观国内外有关《宠儿》的评论,大多评论家运用后现代主义、互文性、叙事学、精神分析批评等理论对小说进行了解读。本文认为在《宠儿》中,莫里森将颠覆殖民话语与重构美国身份认同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一方面,莫里森通过对基督教文化的改写,颠覆了以“大熔炉”为象征的殖民话语;另一方面,莫里森重新构建了喻为“被子”的美国身份认同,强调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之路。     

流散主体的身份建构--解读拉什迪《撒旦诗篇》中的双主角

通过解读拉什迪《撒旦诗篇》中双主角不同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分析其不同的命运结局,进而指出双主角实为流散主体自我认同的一体两面。     

流散主体的身份建构——解读拉什迪《撒旦诗篇》中的双主角(英文)

通过解读拉什迪《撒旦诗篇》中双主角不同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分析其不同的命运结局,进而指出双主角实为流散主体自我认同的一体两面。     

论《午夜之子》的帝国主义批判

小说《午夜之子》出自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之手,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再现了印度次大陆独立前后的历史。斯皮瓦克的文化身份理论有助于解读作品的帝国主义批判,《午夜之子》通过后殖民未终结的帝国主义怀旧情愫,对帝国主义历史版本进行反叙述,实现了对性别权利的颠覆,从而批判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丛林中的孩子--《伊索寓言》今读

《伊索寓言》透射出明显的君主制制度文化背景,那些动物故事似乎呈现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伊索寓言》为各种价值因素设置了复杂的生活情境,每一种都用几个不同的故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予以呈现。伊索愿意承认世界的微妙、社会的复杂以及人的内心需要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同时唯恐某种人为树立起来的简单化、威权化的道德律条妨害人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伊索寓言》是对泛道德主义的颠覆,它恰能契合以养成文明、理性、独立、宽容且具有强烈的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人格为目标的现代教育。     

论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

饮食书写是理解《燕食记》的重要维度,小说借粤港点心和上海本帮菜美食传承的故事,展现了葛亮对于当代城市移居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并揭示出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南京和香港的多重文化体验让葛亮深入思考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他在《燕食记》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追寻方式：戴明义和荣贻生等老辈移居者坚持“单一”身份认同观,试图以“怀念故乡”与“持守本土”的传统方式来固化自我身份;而新一代“香港人”陈五举秉持的则是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尝试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调试和重构自我身份。显然,葛亮赞同后者,外来移居者不应该只局限于“异乡人”与“香港人”之间的身份辨析,将自我定位于某一种身份,而应在承认“多元”身份的同时促进跨文化交流真正走向多元化。葛亮借助饮食书写完成了对外来移居者的文化身份的追寻与确认过程。     

赛珍珠《大地》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

从“中国知网”数据库就“篇名”栏检索“赛珍珠”并含“大地”出现了116条（篇）论文。中国大陆学界对赛珍珠《大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创作主体的研究,主要从赛珍珠的特殊西方身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多元文化身份、思想倾向、在东西方协会的工作等方面展开分析;二是对《大地》主题的研究,主要从“史诗”意义、土地乡土情结、女性主义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生态学视角、中西文化交流视角、宗教视角、儒家思想视角、东方主义视角、后殖民主义视角、神话原型视角、文化相对主义视角、文学人类学视角、婚姻视角等不同角度展开分析;三是对《大地》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性格塑造角度、具体形象、群体形象展开分析。相对来说,对《大地》艺术特色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美杜莎”与阴性书写——论虹影小说《饥饿的女儿》

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大胆而真实地“复啄”生活的原生态，叙述女性寻找“我是谁”的身份认同，颠覆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涂抹和变形，进行阴性书写。《饥饿的女儿》拓展了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丰富了阴性书写的文本。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与唐人街的衰落

近代加拿大唐人街日渐衰落与加政府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密切关系。首先,多元文化主义在执行过程中,加拿大这个国家本身缺少自由开放的土壤和决断的勇气,政府对“种族平等”的概念没有做深入的解释,对“种族平等”也没有具体建议;另外,中国文化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现实中有被加拿大主流文化涵化的趋势。因此,唐人街慢慢丧失了其海外文化中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