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淹的诗学思想

江淹有较成熟的诗学思想。他的诗学思想涉及到五言诗的创作、品评、特征、功用以及自己崇尚的理想风格,在文学批评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五言诗学上的贡献应予肯定。     

东晋诗僧群的五言体写作与五言诗史的建构

东晋以来士人出家渐多,僧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于诗坛,形成了带有群体特点的诗歌创作风气。东晋僧诗几乎都为五言体,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盛行、五言诗陷入低谷的背景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东晋诗僧群出自中下层家族,比较自然地继承了源自寒素阶层的汉魏五言诗传统,并进一步融合山水、佛理、仙道等内容,开启了晋宋五言诗新的风格,成为晋宋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士僧交往的深入,东晋诗僧群以其五言诗创作实绩,改变了士人以五言为俗体的观念,重新开启了五言诗创作风潮,具有建构五言诗史的意义。在以玄言诗为主流的东晋诗史之外,重新探讨被忽视和遮蔽的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写作实践与诗史功绩,有助于揭开晋宋诗歌史的真相及其发展演进。     

刍论中古五言诗发展的四次转关

五言诗生成于汉代,其后历经了四次重要的转关。初次转关是建安时代,五言诗完成了体制的定型,并超越四言诗成为文人创作的首要诗体,中古诗歌进入了五言诗的极盛时代。第二次转关是晋宋之际,五言诗在此际开始生发古近之变,诗歌逐渐脱离敦厚浑朴之气,崇尚俳偶与雕琢,五言诗由是走上了偏重形式美的由古趋近的律化道路。初唐后期发生了第三次转关,五言近体完成了最后定型,并成为唐以后五言诗创作的主要体制。杜甫从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对五言诗进行全面改造,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五言诗最后的重大转关。     

清商乐与建安“五言腾踊”——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先生认为,建安时期盛行的清商乐,是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并不是汉代相和歌的延续;清商乐的流行,促进了五言诗体的成熟;建安时期兴盛起来的五言游宴诗和女性题材诗,都是二曹六子等人为新兴清商乐填写的歌词。通过考察建安时期的清商乐及其与五言诗创作的关系知道,建安时期的清商乐是汉代俗乐的直接沿用;当时盛行的清商乐的确对五言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绝不是体现在文体方面;建安时期乐府诗创作还是一种特权,并没有形成普遍创作乐府诗、如同后世文人依曲填词的情况。木斋先生的观点没有根据。     

曹植诗歌的艺术鉴赏

<正>曹植是建安文学的大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虽然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诗歌方面的贡献。丁晏评价：“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上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也。”这足以见得学者对于曹植诗歌评价之高。本文主要从五言诗、诗风、风骨等方面对曹植诗歌进行鉴赏。一、五言诗五言诗是曹植最为擅长的诗歌领域,可以说曹植成就了五言诗,五言诗也成就了曹植。     

陶渊明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之比较

陶渊明五言诗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其突出成就。这成就的主要表现是他创造性地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从而使五言诗的创作达到了较高水平。本文就从这一点试作比较,以期对陶渊明五言诗的近源作出探索。     

南朝五言诗叠字研究

南朝五言诗中的叠字数量多且分布范围广，具有词义集中、表意丰富、音乐性强等特质，在丰富诗歌表现意蕴、增强诗歌节奏感与声情流畅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汉魏五言诗创作的重要标志，叠字的使用体现出南朝诗人对先秦诗歌、辞赋中词汇与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挥，也反映出南朝五言诗由古体向近体发展过程中的古律参差现象。     

基于二项检验的庾信五言诗篇调四声研究

文章将庾信五言诗按照句联数划分为16类,运用二项检验的计算方法和近似方法,得出结论：从通篇调四声的角度观察庾信五言诗句内调四声情况,2＆4位置是显著性最强的调四声位置,3&5位置次之;从诗句观察,2&5位置是庾信最重视的调四声位置之一,但从诗篇观察则不是;“五言诗通篇在2&4位置调四声”是庾信创作五言诗时最为讲究的一种“格律”;庾信还倾向于使篇幅较长的五言诗的第三字和第五字声调不同。     

建安六言诗论

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各体文学兴盛于时,五言诗更为腾踊,古今论者给予高度的关注。然兴盛于时的六言诗,由于数量、质量不及五言诗,论者很少论及。其实六言诗也不失为建安文坛的一朵奇葩。孔融首创六言诗,有导夫先路之功;曹丕规范六言诗格式,曹植拓展六言诗的空间,兄弟二人为我国六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文心雕龙》《诗品》中分析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

《文心雕龙》和《诗品》,都是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它们是文论舞台上的双子星。两书作者刘勰和钟嵘都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钟嵘对五言诗很推崇,对四言诗却贬抑;刘勰则在叙述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中着重讲了五言诗的发展。笔者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相关分析,可以初步观察到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概况。     

论杨炯及其文学创作

陕西华阴籍人杨炯是初唐时期重要作家，初唐四杰之一，又是一位长期被人忽视的秦东古代作家。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赋作上。其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冲破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二是促进了五言诗的定型化。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     

南朝咏物诗对促进五言诗律化的意义

进入南朝,随着＂永明体＂的出现、声律说的提出,五言诗的律化进程大大加快了。作为南朝重要的诗歌类型,咏物诗由于其创作方式、语言形式的特点等,使得它在五言诗的律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诗体式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诗创作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在形式方面，对传统五言诗的继承和发展，对七言诗的创新和开拓，对传统四言诗的回归，六言体在创作中出现，都体现了此阶段文人乐府创作的变化和成绩。     

就《诗品序》看钟嵘对中国古文论的贡献

钟嵘的《诗品》是南朝时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的批评专著,也开了诗话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的先河。钟嵘在《诗品·序》中就五言诗的创作,系统地论述了它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虽然重点放在五言诗的溯源探流和品第优劣上,但其意义决不限于这一点。《诗品·序》集中反映     

五言诗兴盛原因之考察

五言诗奇迹般的在汉末勃然兴起,本文认为有以下原因:第一,是语言的历史发展与旧有诗式内在冲突的结果。第二,是与之平行发展的乐府诗歌冲击、影响的结果。第三,历史环境的刺激,使文人做出了唯五言是式的选择。第四,文人内心世界的裂变,使他们从感情上抛弃了旧有诗式,而走上了新的创作之路。第五,新生文体内在的生命冲动,是五言兴盛的必然原因。第六,五言诗艺术效果的正反馈,促进了五言诗的兴盛。     

深衷浅貌 短语长情——论汉代文人五言诗展现的诗人内心世界

汉未五言诗是抒情诗的杰作。在这些“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诗篇中,不仅有以感伤“离别”为基调的“朋友情”“夫妻情”“故乡情”,而且有为求仕而奔波的苦痛,为人生意义的思索以及对传统道德的逆音,所有这些构成了汉末五言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遗憾的是,历代对汉末五言诗的研究既不系统,也欠全面。本文着眼全貌,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作了较全面细致的探讨。     

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源流与影响

本从《古诗十九首》的体制特点、语言网络两方面考查汉本,人五言诗的发展源流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指出汉本人五言诗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但又在声韵、对偶、句式及语言锤炼诸方面有着重要的发展变化。人们从乐府民歌中吸取丰富的艺术营养,又有着人诗对其下“作用之功”,使其创作的五言诗既不失民歌的清新与自然,又有着人诗的精致与华美,在诗歌史上树立了优良传统对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树立了优良,对中国古代     

钟嵘《诗品》沈约条疏证

沈约著述颇丰,尤其是五言诗最为出色。他对鲍照的接受主要在于两人文学创作观念方面的相似：求真向俗。他的诗作大部分“清怨”,但也不乏风格迥异之作。沈约在文坛方面贡献卓越,但钟嵘指出他用辞精密而无深刻内涵的特点,这种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浅析文人五言诗产生的原因

我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诗经》是四言诗,但其中已有五言诗的萌芽,出现了半章或全章五言形式的诗篇。《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形式的限制。创造了三、四言到七言的参差不齐的形式。春秋末期出现了成篇的五言歌谣．汉代将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到东汉时开始有文人创作的五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