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无用之用”与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

文化乃通一切界而又不限于一界,因此,文化是一种渗透并体现于不同实存领域中的“柔性的”创生力。文化的这种“无用之用”特性折射出了文化发展的功利性。从深层次看,文化的“无用之用”表现为一个由某种地方性和特殊性而不断趋向于不同层级的普世化的展开过程。文化所取义普世化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共通性”,由文化的这种“通”性义来重新审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已铸成了社会发展和人类存在趋向于无节制的“消费性”,而儒家文化的生存节制意识正可对目前“全球化”的过度“消费性”偏向起到补救作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儒学和文化形态必须走出两个误区:1.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而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2.关注儒学的教化和实践特性和功能的同时,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并定为国教。要培育三种文化意识:1.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2.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3.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     

井筒地面预注浆施工方案的探讨

主要结合施工实例探讨地面预注浆的施工方案,共介绍四种类型:直孔施工、直孔 “S”型孔施工、直孔 叉孔 “S”型孔施工、直孔 “S”型孔 叉孔施工,以及各类施工方案的技术特点。     

孔子及儒学的新生与中国的文化选择

近几年,孔子及儒学以其正面形象再次展现世人面前。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人人喊打的反面教员”,而今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代言人”和“中华文化名片”,这种不可替代性,表明他的强大生命力。从国内民间发起的600余万儿童“读经”活动,到政府在海外迅速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的重大举措,都预示着孔子及儒学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从世界一些知名国际媒体,多以孔子及其思想,或作封面,或作标题,到中国本土老板们不惜花费巨资、坐着飞机到北京听取孔子思想的教诲,表明孔子及其思想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并走向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从中国百姓对道德的强烈呼唤,到“以德治国”和“八荣八耻”相继问世,都在重新发现和开发利用儒家伦理的智慧资源。总之,随着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2557岁的孔子也再一次更大空间的“周游列国”。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命运,似乎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它的起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而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孔子及其思想再次被关注,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否孔、批孔和倒孔,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过错,当代中华儿女将以中国有孔子而荣耀,为有儒学而自豪。 本文为纪念孔子诞辰2557年而作。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苏州儒学

封建时代的苏州府学、吴县学、长洲县学、元和县学以及一些书院都是以学习儒家学说为内容忠君尊孔为目的的。明人温景葵在为郡人助学因而写的记里,头一句就是:“苏郡儒学甲天下”,并指出儒学的任务是“养士”,学的是“圣贤之道”。这不仅反映了苏州儒学的盛况,而且揭示了儒学是为了培养士大夫阶级和统治人才的实质。     

儒学:“语法”还是“词汇”

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确实充当过文化“语法”的角色，然而这种语法与其说是文化的自然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在佛、道文化的冲击下，儒学曾几度动摇过其一尊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变量的活跃与改新，儒学业已失去了其“语法”地位，成为一种富有历史美学意义的“词汇”。因此，固守儒学“语法”意义的观点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当从文化生命的变易无常来看待儒学的当代命运。     

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

儒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时序里，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和流变历程，尤其在从近代以来到现在的百余年间，是儒学遭遇空前危机和诸多诘难，也享有部分重建机遇的百年。这百年间，儒学的自身演进及学界对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学界在“本位论”、“西化论”、“折中论”、“辩证论”这四种语境框架之内，形成了十六种主要学术派别和观点，反映了百年来学界研习儒学的精神风貌和历史境况。     

论许衡理学思想的特点

中国哲学自孔孟以来就以为世事人生服务为立足点,可是自北宋以来新儒学的产生,却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这种新儒学,我们称之为"理学"。所谓"理学",就是援佛、援道入儒,使传统儒学融入了一些佛、道的思想成份。许衡理学思想博大而精深,且亲躬教学实践,能够深入浅出。他的理学思想有导引北方思想潮流、指导社会实践、普及道德修养的作用。许衡的理学思想相比朱熹的"虚",更多带有实学倾向、内外交汇。     

简论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兼论张东荪何以不能被称为"现代新儒家"

儒学与西方文化 ,尤其是民主、科学的关系问题 ,换言之 ,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 ,是现代中国思想家都力图回答的问题。“中体西用”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保卫儒学的技术或工具 ,“全盘西化”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消灭儒学的武器 ,“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中有生长出民主、科学的种子与土壤。在此三种定位之外 ,现代哲学家张东荪提出了可名为“儒学退缩说”的第四种方案 ,把儒学定位为“中国的瑜伽”、“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内圣之道”、“修养之方法”、“心理卫生学”等。     

政治儒学：“百家言”抑或“王官学”

在港台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家三期说”背景下,李泽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家发展四期说”。蒋庆继承了李泽厚对于汉代儒学的评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春秋公羊学”,一方面批评宋明理学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政治儒学”的主张。本文通过分析蒋庆由“公羊学”向“政治儒学”的思想脉络,分析“政治儒学”内涵的“百家言”向“王官学”的转化困境。     

论孙奇逢思想的两个层次及其价值

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中,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由此其思想可分为两个层次:理学层次和儒学层次。正是两个层次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在新视野的开拓方面至少提供了暗示。     

当代新易家的理论建构——评张其成博士后的易学四书

当代新易家的理论建构为 :中华文化的主干既不是儒家 ,也不是道家 ,而是通贯儒道二家的“易道”。易符、易图、象数是“易道”的载体和表达形式。易学与中国传统生命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 ,消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当代新易家的追求目标     

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三特色

王艮关于“道”的思想，打破长期以来“道”是“君子之道”的局囿，把“道”立足于“百姓”和“日用”上，坚持自然人性论，赋予“道”百姓物质生活欲求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又从为学和功夫上对其作了特色鲜明的发挥。     

景海峰与现代新儒学研究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景海峰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较多关注。他认为,正是汉学的没落和宋学的复振,导致儒学身份的裂变和形上意义的迷失;而新的学科定位,又为被迫转型的儒学提供栖身之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他着重剖析了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然由于海外新儒学尚处于发展中,故而没有从学术层面上给予评定。对于儒学的未来前景,他虽然没有指出具体的发展路径,但从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上作了宏观审视。总的来说,景氏之论对于人们了解现代新儒学,探索和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所助益。     

Confucian states and learning life: making scholar-officials and social learning a political contest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he way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is identified and managed in a societal context can provide a crucial clue to explaining how a form of culture as a complex mental organism is constructed and interwoven. Specifically, I argue the point by illustrating that the discourse of Confucianism has fabricated a specific form of learning life as a basic unit of social practice that has modulated the key social structures in Confucian states: it has fabricated the pieces of social webs of order, stratification, and rules and legislations of these states. In this process, the role of the scholar class, specifically scholar-officials,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reproducing the mode of social learning, cultural rituals, and mode of politics. The Confucian state was a large-scale metaphorical school, on a different scale 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school as an institution, where the ruler–subordinator relationship was re-framed to that of the teacher–learner. Overall, I reveal in this paper that the notion of a complex social learning system can be a ke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sheds new light, not only on the nature of the Confucian states, but also on the discourse of the East/West dichotomy.     

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以黄纯青、连雅堂、张纯甫等人为中心的考察

1930年的儒墨学论战,是日据时期台湾墨学研究的高潮。在这场论战中,部分学者力图打破独尊儒学的局面,主张"孔墨并尊",着力于发掘和肯定墨学的现代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固守并阐发传统儒学,痛斥墨学之弊,主张在西学东渐之潮流中坚持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这场争论折射出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在新旧思想激荡中,必须趋新、迎新,给予墨学以应有的地位,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非孔批儒,但儒家思想又是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日本殖民当局压制并进而试图灭绝儒学的大背景下,激烈地反孔非儒的客观效果,则会导致对儒学根本的动摇。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儒学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要引入新思想因素;一方面引入新思想新文化,一方面又不触动儒学根本观念,就成为日据时期台湾许多学者的真实心态。     

浅论汉代谶纬

谶纬是汉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经学而产生。谶纬盛行是与经学自身的发展分不开的,它与汉代儒生的社会地位有关,又是“学随术变”的必然。在特定的环境中,谶纬被一些人用作王权争夺的工具。王权们不断改造谶纬的功能,使谶纬限制王权的积极功能减弱,加上学者对谶纬的怀疑批判和古文经的突起,导致谶纬逐渐衰落。     

儒、道、释:三种相异而互补的自然生态观

儒、道和佛分别形成的自然生态观,恰好构成一种相异而互补的格局:就有机世界整体的具体关联方式而言,儒家依靠伦理学上的“亲亲仁民而爱物”,道家立足于宇宙论角度的“道通为一”,佛教则基于宗教学上的“缘起”理论和佛性观。就“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而言,人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中最高,相比于其他物种“最为天下贵”,在道家思想中则与其他物种完全平等,不具有任何优越性,在佛教思想中最为低下,人的肉身已不具现实价值。就具体的生态实践而言,儒家从“贵人贱物”的角度出发,主张有节制的利用自然,道家立足于“道法自然”的宗旨,要求完全无为的纯任自然,佛教则出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和对“业报轮回”的敬畏,主张积极的保护自然。     

先秦儒家义利观发展的心路历程

先秦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克利的观点,形成了先秦儒家学派的义利思想。若拂去其上的时代烟尘和偏见,以新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对促进今天新型义利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近期新儒家发展的几个焦点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世界格局的新交化，给新儒家学说提供了重新回到社会主流地位的机会，但由于与传统儒家文化的一脉相承，新儒家要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还须解决自身建设、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关怀等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