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墓维修保护工程中的考古新发现

1984年，在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代前蜀王建墓维修保护中，有很多考古新发现：一、在王建墓周围发现大量墓葬，出土文物多件；二、发现规模宏大的王建墓外部建筑遗址及大量建墓材料；三、通过航拍，对王建墓周边环境及历史演变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发现，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阴高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辽宁桓仁五女山山城遗址，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云南昆明羊甫头号墓地遗址，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遗址……     

略论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学术地位——《三星堆考古研究》序

巴蜀化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历史学领域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在其间起了关键性的突破作用的，是广汉三星堆的重大发现。对巴蜀古代历史化的认识，由此全面改观。中国明系由各民族、地区人民共同缔造。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化求得解决。     

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由中国国家物局等有关单位与名考古专家，从1998年的460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评选出10项作为“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10项考古发掘上迄10，000多年的旧石器时代，下至唐宋，在恢复中国古代历史面貌，揭示中华明发展进程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

岷江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化走廊和民族走廊。2000年度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为研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化的内涵和发展演变序列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也为认识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地区之间的化交流和传播情况提供了新材料。营盘山遗存是岷江上游地区新发现的一种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化因素的地方化类型。本次考古还为探讨古蜀化的渊源等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2010考古6发现

2011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下称社科院)考古学论坛公布《201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6大入选者为: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③社科院考古所与苏     

201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日前,201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等考古发现从25项入围成果中脱颖而出。新十大考古发现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其学术价值为近年来之少有。     

四川酒文化考古新发现述析

近年来四川酒文化考古捷报频传,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和泸州老窖酒具窑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巴蜀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酿酒科技基础雄厚,并且经常与外地进行科技交流活动,巴蜀又是道教发源和道教活动盛行的地区,道家炼丹术的发展与蒸馏技术的发明和演进又有密切关系,巴蜀大地可能是我国较早掌握蒸馏酒技术的地区.巴蜀大地早在唐宋时期的酿酒生产就已达到了较高的专业分工协作程度,到明代更是出现了具有较大规模的白酒生产活动及工艺,走在了全国前列.     

古城特奥蒂瓦坎之谜——“特奥蒂瓦坎”考古新发现

“特奥蒂瓦坎”的考古 1988-2004年对“特奥蒂瓦坎”展开的考古,主要集中于“羽蛇神庙”、“月亮金字塔”及所谓的“城堡”即内城住宅区。     

丽江金沙江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本作通过对金沙江流域丽江段20年的考古工作实践，在总结和归纳前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该流域的考古出土物作出了梳理和研究。以一批翔实可靠的物，论述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及其后脉络清晰的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的丽江地区古代化面貌，指出丽江是中国古代民族迁徙南北走廊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国边疆民族古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地区。     

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述析

四川盆地西北缘是界于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性的区域地理单元,其地势地貌及文化内涵均具有过渡性特征。本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川西北高原包含彩陶因素的新石器文化在年代及文化系统上均有差异,应属于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系统,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1段以白水寨遗址主体遗存,与营盘山遗址上层部分地层单位出土陶器特征相似;第2段首先发现于沙乌都遗址南区,下关子、大水洞、高坎遗址可归入此段;第3段以绵阳边堆山遗址为代表。本区龙山时代聚落遗址可划分为河谷台地型、山间坡地型和洞穴型三类,各类型遗址的性质不尽相同,从而构成这一地区较为完整的聚落体系。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对于探索古蜀文明的渊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族地区社会基础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彝族毕摩文化所具有的相关的特点,以及它对当地社会基础的借鉴作用和消极影响。在实践中,可充分利用毕摩文化对基层教育的积极影响,采取相应措施限制其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邓少琴先生在考古与文物研究上的学术贡献

名学邓少琴教授是巴蜀地区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考古与物研究、巴蜀史研究、西南史地研究、四川河道研究、少数民族史和金石考证等方面均名扬四海，留下了大量极富价值的学术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邓先生的论中，浸润着他严谨的学术风范和实践观，在治学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也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后来学汲取。本仅从考古与物研究方面，谈谈自己学习邓先生有关论的一些肤浅体会，不妥之处，请博学通人是正：     

陕西地区的伏羲和女娲氏遗迹

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资料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五千年,也非六千年,而是一万年。盘古、华胥、有巢、燧人、有熊、有娇等传说人物或后裔,代表或反映了一万至六千年前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和燧人氏的子女伏羲氏、女娲氏,都是“三皇”不同说法中的人物,世代延续约7500年至6000年前。他们的传说遗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是各族人民的祖先。本文只以文献资料介绍陕西地区的伏羲和女娲氏遗迹,并呼吁和建议陕西建立伏羲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