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船山《唐诗评选》贬斥杜诗的辨析

王船山《唐诗评选》对杜诗多有贬斥,其所谴责的意见主要有:一是把杜甫揭露统治集团腐朽的诗斥之为“风雅一厄”;二是批评杜甫的叙事名篇为“于史有余,于诗不足”;三是指责杜甫既有一种“诞于言志”的“游乞”诗,也有一种只表一己“哀乐”的媚人诗;四是认为杜甫的讽刺诗是“讥时语开口便见”,而不如李贺“长于讽刺”,以及认为杜甫只“妙于取象”,而不如王维善于传神;五是否认杜甫的诗歌风格及在诗体创新上的成就。究其错评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船山以儒家的诗教原则及崇尚“神韵”的审美理想为衡量尺度所致。     

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杜甫有“轻儒重法”的思想吗?——评《中国文学发展史》(新编)关于杜甫思想的一些论述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这是杜甫在五十五岁那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秋天,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所作的总结。意思是说,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于诗歌创作,思想多取法于儒家。杜甫一生每每以“老儒”自诩,又以“腐儒”自怜。后人研究杜甫,也多从这方面去探索他的思想渊源,研究他的诗歌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在文学史上是很少有人把他看成儒家的异教徒。只是前些年,在“四人帮”鼓吹的“儒法斗争”的谬论的影响下,有些人才用儒     

《从文自传》与《少年时代》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与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分别写下自传——《从文自传》和《少年时代》.在自传中,两人的审美取向、自我形象及对辛亥革命的叙写均表现出了不同:沈从文在自传中以“乡下人”自称,记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湘西世界的生命形式,由此指向对人性的永久关怀;而郭沫若在自传中展现了一个“弄潮儿”在时代浪潮中的非凡经历,由此表现的是对政治的极大热情.     

略论杜甫的“戏”字诗

杜甫的“戏”字诗,从内容上看,含义深邃,丰富多采;从形式上看,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从学意蕴上看,既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也重视诗歌的继承和创新。“戏”字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体裁,这是杜甫对我国诗歌的一大贡献。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从杜甫之“泪”看诗圣之“圣”

杜甫,一代诗圣,他以诗记录历史,用诗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用诗冶炼苦难,用诗书写血泪。正是杜甫诗中之“泪”,成就了他诗中“圣人”之名。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需要引领学生从杜甫的“泪”中感悟他爱国爱民、悲天悯人的圣人精神,带领学生用一颗沉静的心走进杜甫的诗,走进他用“泪”编织成的华美篇章。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僧人的交往，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老笔苍劲中的灵气飞舞——浅论杜甫的题画马诗

杜甫是唐代大量写作题画诗的第一人。其题画马诗占其题画诗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诗不仅表现出杜甫的精湛诗艺．而且反映了他的一系列绘画理论。他强调“写真论”,重要意义在于正确回答了艺术创作的源泉问题;注重“气韵”,达到“传神”的艺术境界;在诗中着意运用“烘托”来表现抒写对象。     

试论杜甫咏物诗所体现的中庸思想

杜甫的咏物诗多写弱小细微的事物,通过这些事物寄托着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杜甫往往采用借物达意、托物寄情等表现技巧,将心中之哀叹、悲悯抒发得中正平和,而这也正是儒家“哀而不伤”诗教的体现。杜甫还往往以嗔怪的口吻、拟人的手法“怨刺上政”,使怨情的抒发能够表现得“怨而不怒”。     

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考辨

清初贾开宗的《秋兴八首偶论》是杜诗学史上第一部专论杜诗《秋兴八首》的著作。该书首次较为明确地指出《秋兴八首》的文学渊源,并将这一组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析,在论析中体现出较强的体系性和系统性。贾开宗还将比附经典的论诗方法贯穿了对整个组诗的解析,表现出较明显的经学倾向。此外,他在解诗中倾注了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对国家倾覆的悲叹,有借杜诗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的意味。不过贾开宗解杜有时求之过深,时有穿凿之处。总之,该书论析透辟,新见叠出,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其论杜特色和文献价值应引起治杜诗学史者的关注。     

杜浚与屈原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他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     

以新闻为诗:杜诗的一大开拓

杜甫以新闻为诗的具体表现为:不仅纪录而且报道;有较强的现场感;融入访谈内容;"即事名篇"———类新闻标题。从汉末建安时代诗人以时事入诗,到杜甫的以新闻为诗,是一次质的飞跃。而中唐元和时代的新乐府运动,则部分地继承了杜甫以新闻性为诗的精神。     

“近怜老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韩愈论杜及其诗学思想阐释

中唐时期奠定了杜甫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认识以及韩诗对于杜诗的学习都受制于韩愈独特的诗学思想，韩愈关于杜诗自叹身世和“穷苦之言”的认识在杜诗接受史上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的诗学意义。     

杜诗切姓用典探

在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这种修辞手段能取得意外的修辞效果,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由于创作中取材的局限,使得“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而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是以公认的社交文化为背景的。杜甫“切姓用典”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与李白诗歌的对比观照下,杜甫的“崇汉”心理和重视艺术技巧的创作态度再次得到印证。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于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一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杜甫与《兵车行》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诗圣”。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他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杜甫从上流社会到社会底层,一生多舛,遭遇悲惨,饱经磨难。《兵车行》是杜甫写出的第一首直接为人民说话的诗,是其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也是他现实生活转折的写照。     

登高：杜甫生命的无助与悲哀

在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构成杜诗境界的博大宏深。     

杜甫入蜀前后家事诗创作简论

由陇入蜀,在杜甫的政治生涯、家庭生活和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转折。入蜀前的家庭苦难和入蜀后生活上的相对平静在诗人的家事诗中都有较具体的反映。此外,由陇入蜀,杜甫家事诗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入蜀前的慷慨悲壮至入蜀后一变为宁静淡远的唱叹。这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有杜甫个人家庭生活环境变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苦苦追求的人生理想最终变成了泡影。     

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他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杜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诗篇,然而他也创作了一些闲适诗,其中有五首提及鹅。杜甫的咏鹅诗以诗人自身为吟咏对象的显现场所。这一现象启迪我们去追问杜甫咏鹅诗的本质,这些作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对真理的关系。海德格尔关于作品与真理关系的论述,为我们认识杜甫的咏鹅诗,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从杜甫的咏鹅诗出发,我们可以进而更好地把握杜甫民生诗篇的本质,因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关注。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的境况均有关系。作为唐朝国教之一的基督宗教对杜甫有着潜移作用,以至于他无须变更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接纳了基督精神。杜甫长期面临的生存压力使得他的思维异常地敏感,以至于在基督精神的推动下他关注到了自身、周边生存物以及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个体。杜甫诗歌这一基本品格使得杜诗具有恒久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杜诗的认识价值使人们认为它值得一读且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