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保证。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某些方面，与目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化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不相适应，显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按步骤地推进人大代表达举制度的改革，使之成为操作规范、程序完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     

中华苏维埃政权时期“选举运动”研究综述

选举作为重要的政治现象,在几千年的人类政治文明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较早践行真正民主选举的政治力量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局部执政的选举实践。当前学界对苏维埃政权时期选举实践和选举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些许成果,然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忽略的视角却有很多。研读此时期的相关历史文献,对苏维埃政权时期的选举运动进行深入探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选举制度的源泉与建构路径。     

试论东汉魏晋的选举标准

汉代的选举制度古称乡举里选,主要是察举和征辟,到了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选举标准也有所不同。本文试探讨东汉至东晋各时期的选举标准,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利弊得失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东汉的选举标准东汉的选举标准基本上是沿袭西汉。《汉旧仪》载有汉武帝元狩六年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之事。东汉亦以四科取士。光武帝诏曰:“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     

充分发挥农村教育的社会功能

我国教育的大头在农村。农村教育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时期以来,在强调农村教育为振兴当地经济服务时,对农村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有所忽视。农村教育对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但在于它担负着培养农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的使命,而且在于它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对于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文化直接的作用与影响。本文试就提高农村教育的社会效益问题谈些浅见。     

茶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茶党运动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其政治立场与共和党接近.茶党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所造成的经济动荡、周期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恐慌,它暴露了美国政党制度的局限与缺陷.茶党作为一支组织松散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已对2010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造成了影响.2012年的美国大选是检验茶党运动未来走向的重要试金石.     

谈北凉时期高昌郡的计赀、计口出糸与计赀配养马

户调的最大特点就是按户计征。北凉计赀出献糸帐的最大特点是集赀370斛为一组,"出献糸五斤"。一组的户数,可多可少,没有定数,说明"出献糸"的数量只与"赀"有关,而与"户"无关。而北凉时期的计赀,只计田亩的数量与质量,不及其他。因此北凉的计赀出献糸,实际上就是计田赀出献糸。它不是户调,而是田租的一部分或田租的附加税。北凉的计口出糸的性质为口税。汉唐间,百姓承担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民户各自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像北凉计赀出献糸与计口出糸那样,集若干户为一个单元,统一由其中的一两人收集缴纳的情况比较少见。北凉计口出糸不是因为征纳对象物的不可分割,而只是为了方便政府收纳,对于民户而言,其实并不方便。按赀配生马只是计赀配养马,被配养官马者并不独自承担马价与养马之粮草。计赀配养马的性质实质上就是计赀承役,与麴氏高昌时期的计田承役相近。北凉时期可能也有户调与杂调,但目前尚未见实证资料。     

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四方面。作为东晋南朝社会主体的世家大族集团（即士族），为维护其特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吏的选举、庄园经济的经营、世代家学传统、宗教信仰、编定家谱、以及限定通婚范围等方式，严格区分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中国古代官吏录用制度探析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官吏管理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尤其是录用制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我国古代官吏录用制度,大体可按四个时期划分.一、先秦时期官吏的录用制度氏族社会初期,议事会成员一律平等,实行原始的民主制.据《礼记·礼运》载“选贤与能”.这里所谓“选”、“与”,是指民众选举首瓴领.夏商周时,大夫以上的爵们和官职都是世袭的,大夫以下的低级职务才由士(武士)来担任.选士的基本方法为“乡举里选”,乡是贵族居住区的行政单位,里是基层居民点.到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能否大胆使用人才成为各国兴衰成败的关健.为使用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各国相继废除了世袭官职的制度.除君主外,其他官职均不得世袭,由君主随时任命或撤换.     

村委会选举中“下加”计票问题的法理反思

我国村委会选举中,不少地方实行了“下加”计票的选票计算方法,即将同一候选人较高职务的票数累加到较低职务的票数上进行计算,其主要理由在于有利于提高选举成功率和留住人才、易被选民接受等.但我们从选民、候选人等角度加以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选举的基本原理与《村委会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也不存在有利于“留住人才”等可取之处,应予以放弃.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路径选择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政治目标。通过与西方选举制度的比较,发现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我国选举制度明显优于西方,但是我国选举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汉代四家《诗》立于学官考辨

《毛诗》于平帝元始五年立于学官,终王莽之世。《鲁诗》立于学官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齐诗》立于学官不迟于昭帝元凤元年。《韩诗》可能是在昭帝始元五年立于学官。学者或以为三家《诗》立于文景之世,或以为立于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或以为三家分派在石渠阁会议之后,以及以为《毛诗》是元始四年立于学官的,都是错误的。文景之时尚无专经博士;武帝置五经博士明确了其顾问团为儒家性质,当时经派意识尚不明晰;石渠阁会议之前三家已经分派,史书叙宣帝增置前博士不数《诗》博士,是因《诗》博士在宣帝增立时无所增立。     

论晁错的悲剧

晁错生活在西汉文、景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杰出的改革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力主“削藩”,但是,他没有死于“削藩”对象的诸侯之手,反而被他一心一意维护的汉景帝所斩杀,死的时候自己还不明白原委,令人扼腕。他一生机敏睿智、勇于革新,冷峻耿直又一心为国,但也恰恰是这些性格特点决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枚乘卒年与枚皋生年新考

枚乘约于文帝后元七年与或景帝前元元年去吴游梁,景帝后元元年返回淮阴,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卒,时年约七十三岁;枚皋生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武帝建元二年上书梁共王后为郎,建元四年获罪后逃亡长安,元光元年（前134年）遇赦,并上书自荐,以赋才为郎。     

帛书《黄帝四经》思想流变

道家之学在百家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黄老学在扬弃、发挥道家思想中很得力,汉初的文景之治即为明证。因此,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学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其学术逐渐分化。总体看,它大致沿着三条路径分化：一是其政治理念,成就了汉初的文景之治。二是将政治情怀消解在求长生的追求中,向着民间宗教发展,后演变为“黄老道（道教前身）”。三是继续沿着学术方向演进,其思想的精华被后世思想家所吸收。     

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

汉武帝以前的经学尚处于私家传授阶段,教授弟子并非博士本职。也未有立博士弟子之制,当然,这并不影响博士招收私门弟子。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从此,经学官学化。成为为西汉皇朝培养官员的重要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政治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     

试论汉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汉初社会经济严重凋弊,再加上“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基本萎缩。惠帝、文、景之时,实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商品经济亦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到汉武帝时出现了繁荣景象。汉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汉代社会经济(包括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汉初“黄老政治”与“休养生息”政策,为汉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三、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是汉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四、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为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中东部帝王陵墓考证

陕西关中地区初步确定的帝王陵墓有六十五处,关中东部有十二处,时间跨度从远古帝喾时期至唐末,以唐陵为主,包括帝喾陵、北魏孝武帝元修云陵、西魏文帝元宝炬永陵、唐睿宗李旦桥陵、唐玄宗李隆基泰陵、唐代宗李豫元陵、唐顺宗李诵丰陵、唐宪宗李纯景陵、唐穆宗李恒光陵、唐文宗李昂章陵、唐懿宗李氵崔简陵等,多分布在富平县和蒲城县境内,为关中东部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论《经义述闻》的语义观--《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经义述闻》的语义观，反映了王引之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一、对词义的考辨，善于抓住本义特点．从形、音、义的网络中，寻绎出词义演变的脉络，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网络观；二、对词义的考辨，既有相关词语同步引申的共时的横向对比，又有词义交互感染引申的历时的纵向古今对比，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互染观；三、对词义的考辨，既注意古义，又注意今义，上下同义，古今并列，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平列观。     

论清代满蒙文大型“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

康熙年间圣祖敕令编纂了满文单语种大型分类词典——《御制清文鉴》和满蒙合璧的《清文合蒙古鉴》等。至乾隆年间，高宗敕令在这些早期词典基础上扩充类目、修订借词、增加注音等，逐渐规范编成了标音词典——《御制增订清文鉴》。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御制清文鉴补遗桑抄》、《清文鉴择录》、《选录清文鉴要语》、《清文总汇》、《满汉文鉴》等满汉合璧的大型分类词典，之后合并满蒙合璧词典和满汉合璧标音词典等。编纂了《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其后又增加藏文、维文等编成了《四体合璧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四、五体合璧词典。     

《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

在明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强烈的经世意识的驱使下，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对时人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出现了一个颇具时代的地域特色的编纂群体－主要成员均为江南松江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多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并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通过地该群体的构成及其活动的考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明经世文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时人的经世意识,并从一个侧面审视那个时代，审视江南一带的区域社会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