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意义的再认识

徐志摩在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诗歌体式的多样化、诗歌结构的规范化和诗歌技巧的纯粹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美在当时就具有形式美建构上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还乡情结"与现代性的追求--试论新诗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与超越

五四语言变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新诗，其现代化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一方面，新诗以接近口语的日常语言介入传统诗性语言，胡适指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突破传统诗歌语言的常规，寻求适合表达现代生存经验的语言形式，这是给诗歌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大胆尝试。实际上经过唐代诗歌的繁荣，传统诗歌已经在走下坡路，逐渐僵化，它在形式上经受的种种约束，包括章法、句式、用典、对仗、平仄等，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这种日益僵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宜表达日益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吕家乡认为：“新诗之所以能够取代精致圆熟的古典诗歌模式，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状态已不是古典的‘意境’所能容纳。”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中国古代"歌诗"传统之于新诗发展的启示

歌诗,新诗史上一个渐被淡忘的语词, 但在中国诗歌史上,歌诗却是我们民族诗歌的显著特色, 是中国历代诗歌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诗危机重提歌诗传统,其予以我们的启示集中于一点: 诗待乐而传播, 诗因乐而升华, 􀀂 有意识的传唱 可能成为新诗发展的新的契机。     

诗歌韵律的破与立——兼谈新诗音乐性的断层

中国古典诗词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应自身语言系统的诗歌形式规范,积累了无数约定俗成而蕴涵丰富的诗的语汇、诗的意象、诗的音乐性以及稳定的艺术思维和运思方式。但新诗的清新自然、灵活自由和承载思想内容之大是旧诗永远无法与之比肩的。然而新诗在对语言艺术的探索中因音乐性的缺失而带来发展上的禁锢与滞涩,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诗歌韵律发展的脉络,以阐释中国新诗在对传统矫枉过正的发展与突破中的问题及现状。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中国现代诗语的发生与完善

语言与诗体的关系是新诗研究的基本问题。五四新诗运动确立了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它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但是早期的新诗诗语是不完善的,因此新诗发生以后我国诗人就踏上完善诗语的建设道路。其路径是完善诗语的大众口语方向、完善诗语的欧化语言方向和完善诗语的传统韵语方向。解决诗语与诗律的关系问题是诗语建设的关键,由于建构新诗韵律节奏的困难,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试论诗歌语言的变异性

诗歌语言是一种变异性的艺术语言。从语言的组合和结构形式上来看,诗歌语言是对常规语言的超脱和违背,同时也是一种创造和发展。它与常规语言相比较,在语音、语义、语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变异性。正因为它的变异,使之更具诗性,成为诗歌区别于其它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诗之所以为诗的主要标志。     

试论诗歌的意象及其教学

试论诗歌的意象及其教学■安徽吴长青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诗歌占了相当的比重,所选均为古今中外诗歌之精品。格律诗,新诗;短诗,长诗;叙事诗,抒情诗;中国诗,外国诗……无不包容。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只重语言的记忆与分析,而忽视了意象的分析。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     

“废名圈”诗人群新诗语言探索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古今中外派”,“废名圈”诗人群的新诗语言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有效地融合,在追求诗歌语言浅白易懂的同时,将古典雅韵纳入其中,创作了一大批智性诗,在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坛上是极具代表性的。     

舌头的自我许可:"第三代诗"深度分析

“第三代诗”是一种语言意识觉醒之后的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写作,是一代青年诗人在强大汉文化传统压力下所采取的语言戏拟策略。诗人们坚持“诗就是诗”,诗就是语言对生命欲望和事物本真存在的直接命名,强调与生命同一的语感。拒绝情绪和意象,力求语言在自身的言说中进入当代事物和感性生活。“第三代诗”自觉地以语词为行动,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诗的人文取向和形而上品质,包蕴着特定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别样的诗情与诗艺——戴望舒诗论

戴望舒是三四十年代蜚声文坛的天才诗人,他一生留下的诗作仅90多首,但他却以别样的诗情与诗艺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诗人曲折哀惋的一生和他的代表诗作《雨巷》,表现出戴望舒诗歌的独特性:其一,揭示诗人情感个性的几种具体体现,即孤独、幽怨、迷惘和执着的追求等。其二,阐释其诗作在形式上的独具匠心,表现出意象选择的朦胧伤感、意象构成的象征化原则和语言运用的含蓄蕴藉、质析自然等特点。     

论西方古典戏剧与诗歌的关系

诗歌一直是西方文学中的主流,它对其它的艺术样式都产生过不同的影响,而对戏剧的影响尤其深刻。西方古典戏剧在自己的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诗歌的潜移默化、浸润滋养,不可避免地带有诗歌的艺术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古典戏剧的语言艺术、题材内容和叙述方式上。     

试论张戒《岁寒堂诗话》的“中的”说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到的“中的”的概念 ,是从诗歌语言运用的角度提出的一种较为全面和丰满的诗歌理论。它有三方面的主要内涵 :“中的”的艺术目的是诗之意味 ;艺术表现为含蓄和情真 ;艺术手段为因情造文。     

王先谦的诗学思想初探

王先谦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弘扬三家《诗》,贬抑毛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诗三家义集疏》中。他的诗学思想主要有“笙诗”声存诗逸、三家《诗》皆有古序和“美刺”。     

另类忠实——为庞德正名

中外翻译界一直视庞德为＂叛逆者＂,认为其译文存在太多误译或创造性翻译,违背了翻译的首要标准忠实。然细观庞德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庞德有其忠实标准。在其诗歌翻译实践中,庞德努力寻求与原作诗人的心灵契合,强调诗歌语言的能量与细节来再现原作诗人的诗性体验与诗性情感。庞德的这一忠实标准与传统译论的忠实标准有所出入,属于另类忠实,却不失为对诗歌本质的追求,不乏真知灼见。在此意义上,庞德努力寻求诗歌精髓的忠实再现,堪称诗歌翻译的忠实实践者。     

衍译：诗歌翻译的涅槃

本文提出诗歌难译,非不可译,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衍译”。本论文从东西方的角度阐述了“衍译”的由来,界定了“衍译”的性质,根据诗歌翻译具有的种种不确定性,提出诗歌翻译的最佳途径是衍译。衍译不是归化,而是最大程度地追求互文性,让译诗保持原文的精神和形式,让译者真正做到“一仆两主”。作者以所教学生的诗歌翻译为例,以说明“衍译”是如何在诗歌翻译教学中得到实践的。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

《女神》是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郭沫若对内节奏的强调与重视,使新诗的抒情本质得到了进一步凸现和强化。但同时,《女神》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疏与随意也清晰地表明,第一次新诗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汉诗形态,这正是21世纪第二次新诗革命的起点和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诗意课堂 润泽心田——浅谈富有“诗意”的语文教学

语文的突出特点是诗意,语文的本色是诗意,语文的活力、灵魂和生命是诗意,语文的最高境界更是诗意。语文教学要抓住“诗意”核心,鼓励学生创造,引导学生“诗意”地生活,用诗意润泽学生的心田,在学生幼小的心田播下“诗意”这颗创造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并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的流变轨迹及特点

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新诗革命特定时期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特别是在外形上具有散文的形体，在文体功能上与诗的抒情功能有殊途同归之处。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的发展轨迹，其文体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之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散文诗的非独立文体的存在方式一直影响着新诗的文体建设，加剧了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