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家族门第考论

判定南北朝时期某个家族的门第士庶问题，史学界的共识是：政治上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者；文化方面，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以此两个条件衡量，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根据南北朝士庶不婚的社会制度，考察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皆为士族门第，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奉朝请”、“丹阳尹”和“吴郡太守”等职，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任其职。刘勰家族中的成员曾任其职，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以“家贫”、“寒士”等材料否定不了刘勰的士族身世。《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语的记述是可靠的史料。     

钟嵘身世考

为什么要考钟嵘身世?因为文论界有这样一个通行观点,即:钟嵘对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品评,与他自己的门第出身有很大关系。从士族,还是从庶族寒门的立场出发,将决定他对诗人的取舍褒贬,影响他的批评眼光和批评标准。因此,要深入理解他品评的内涵,必须知人论世。正如刘勰的士、庶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认真讨论一样,对钟嵘这一地位同样重要的批评家来说,考察他的门第,弄清他的士、庶族出身问题,无疑是一     

从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初探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文化在玄学传统之上进行微调,形成了“家风之变体”。此“变体”之“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儒学为应世工具,对家传玄学中的“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吸收法家治国方略,使谢家家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第三,家传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拘礼法、狂放不羁转为“止足”内敛。然而,究其原因,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是谢氏家族文化改变的根本原因,而家族文化的改变又反映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现状,且二者时间点吻合。因此,谢氏家风之改变并非偶然,其后透露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     

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与王元化先生商榷

<正> 七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刘勰出身于庶族说(以下简称庶族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王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自述:对于这一说法,季羡林同志来信“表示赞同”;周振甫同志来信说,“大著刘勰出身庶族,掌握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极为有力,使人信服,极好”。就笔者所见,近年来其他专家、学者所发表出版的“龙学”研究论文、专著,凡涉及到刘勰的出身问题,也大都沿用王先生的说法。但笔者最近在考索刘勰的生平思想时却发现,王先生用来证明刘勰是出身于庶族的理由颇有疑窦,庶族说似难成立。而又诚如王先生在其文中所说,     

任眆所弹之刘整非刘勰世系中人

<正> 萧统《文选》卷四十载有梁代任昉《奏弹刘整》一文,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以为此文所说的刘整是东莞刘穆之的曾孙,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同一世系。其实,任昉所弹之刘整与刘穆之的曾孙刘整不是同一个人。 据《宋书·刘穆之传》、《南齐书·刘祥传》,东莞刘穆之有中子刘式之,刘式之有子刘(岂攵),刘(岂攵)有子刘祥,刘祥有兄刘整。此刘整是刘穆之的曾孙,与刘勰同一世系.《南齐书     

论东晋私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

东晋文学景观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所施行之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晋教育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在东晋教育中,文学教育在士庶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士族接受了较全面的文学教育,而贫寒庶民则缺少足够的文学教育。这种士庶之间文学教育的失衡、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东晋文人群体阶级构成的士族化,并进而使底层经验、底层生活无法通过文学得到有效的传达。其次,在人格教育方面,东晋士族家教所极力塑造、培植之人格乃狭小之家族人格,以致一般士族文人普遍缺乏民间视野、民族意识与天下情怀,反映到文学上便是表现故国之思、复国之志以及丰富民间生活之类文学作品的极度缺乏。     

东晋南朝人名中的“之”

常翻史书,惊讶于东晋南朝时的人名有一种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之”字。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王羲之、顾恺之和南朝大数学家祖冲之,这是尽人皆晓的。而王羲之七个儿子的名字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两个孙子的名字是桢之（徽之之子）,静之（献之之子）;两位曾孙的名字是翼之、悦之。如此祖孙四代不加避讳,更是一大奇观。有人认为,“之”字与士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关。实际上,庶族地主或平民中也有带“之”字的。如路太后（宋孝武帝刘骏之母）娘家系庶族,其兄名庆之,庆之的孙子名琼之。宋著名将领刘穆之也…     

唐代士族与文学摭议

唐代以科举取士，或云此举打击了豪门士族，致使唐代士族衰微。本文以为士族大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仍影响着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举制度提供了“政治士族”与“文学士族”结合的条件，提供了传统士人由“政士”到“文士”角色的转换。文学也成为唐代士族凸显家族荣誉、社会地位和身份优越的主要标识。繁荣的唐代士族文学是繁荣的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朝的阶级分化问题

一、士族的分化南朝的阶级分化尤其是士族的分化,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南朝历史中的很多现象,例如庶族何以能冒充士族,便能得到解释。士族的含义似乎解决了,其实没有解决,很多问题便出在这里。梁朝沈约《奏弹王源》中,提到两个人。一即南郡丞王源,曾祖王雅为右仆射,祖王少卿为侍中、常侍,父王璿为东宫官。沈约说他“胄实参华”,故他是士族出身。二为满璋之,此人无官爵,自称是“高平旧族宠、奋胤胄”。按满宠为曹魏太尉,满奋为满宠之孙,西晋惠帝元康中官至尚书令、司隶校尉。(见《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满宠传》)沈约认为满璋之如果真是高平旧族宠、奋胤胄,他便是士族。可是,满奋子孙无闻于东晋,他是不是满奋之后很难说,结论是满璋之“士、庶莫辨”。这告诉我们,所谓士族,系指先人之有爵位者。而所谓先人,可以是父、祖、曾,也可以是远祖。至于本人,可以是官,也可以不是官。南朝庶族之所以能冒充士族,也就是因为只须远祖有爵位,便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习与传承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研习与传承，从源头上可追溯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家族后人。在官学衰败与家学兴盛的背景下，世家大族开创了以家族模式来传承学术、培育子弟的教育体系。家风和家学是家族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目，是实现家族门第世代传承的核心要素。世家大族对于《孝经》与三《礼》的研习与传承，推动了《孝经》与三《礼》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养成了士族子弟孝友之内行的家族风操。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之间的相互因袭，再加上儒家经学与士族门第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的核心思想信仰，儒家经学成为家族的核心家学内容。世家大族在家训中所秉持的教人之方与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并落实在家族子弟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之中。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传习，延续了因官学兴废而时有中断的官方经学传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使命。     

东晋士族婚姻的类型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士族以家族为单位加入,长期操纵政权,并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和优势。由于婚姻能保证血缘的更替,它成为士族维护自身地位的主要手段。士族的婚姻等级森严,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封闭的身份内婚,主要有与皇族的国婚和与士族的门第婚两大类型。     

刘勰故里考辨

刘勰的籍贯,《梁书·刘勰传》记为“东莞莒人”。这“东莞”是指南北朝时期的“东莞郡”,“莒人”是谓其为“莒县人”。但近年史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说法：一是“日照三庄说”,二是“莒县沈刘庄说”。这两种新说法无疑是深化刘勰研究的有益探索。但笔者认为二说均不合《...     

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入政心态剖析

南朝寒门、寒人虽巳在政治上崛起，但入政后。普遍表现出种种不成熟的心理状态：首先是入仕发迹的“侥幸”心理；其次是“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的自卑心理；再次是贪婪粗鄙的“暴发户”心理。这些心理特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南朝社会门阀观念仍然十分强大，使入政的寒门、寒人无法摆脱其影响，只得将自己定位在“士庶之别”的社会习惯观念之中。同时南朝士族虽巳衰落，但其势力足以遏制来自外界力量的撞击，加之寒门、寒人本身在出身、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难以形成政治心理上的群体整合，自然比较士族来说要幼稚多了。     

3—9世纪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兼论郡望内涵及功用的演变

崇重旧望是3—9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它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因有多种,但旧望世代拥有文化和人物上的优势及旧望名士在宗族乡党中所起的精神领袖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唐代崇重旧望的价值观更为发展,表现在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更为深广,如标榜郡望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限于士族阶层,至唐代则蔓延到全社会。郡望的内涵和功用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由战国秦汉时期指“原籍的郡名”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指称“郡中显贵的士族”;由明确祖籍所出之基本功用发展为具有了区分士庶尊卑贵贱、维护门阀社会等级制度的礼的功用;至唐代,则蜕变为一种象征士族传统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失去了礼的功用。     

钟嵘的身世与《诗品》的品第

在“士庶天隔”的南朝社会中,钟嵘出身于士族还是出身于寒素,这是研究钟嵘身世的关键问题。过去研究者常援引《南史·钟嵘传》中“嵘虽位末名卑”(顾暠语)这句话,倾向于判定他出身于寒素。新近有人认为他是甲族和庶族之间的“士人”,“处于上下的夹攻之中。”其“社会地位亦去后门不远,仅仅略高于寒素一筹。”因而     

五代墓志所见士族大姓仕宦与婚姻的变迁

唐末以降,中古士族大姓持续衰落,丧失了其原有的优越地位。士族大姓的没落,表现为政治与社会影响力的下降,五代时期的士族大姓在仕宦与婚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族大姓的入仕途径、为官品秩大多已与庶族无异,中古以来维系士族圈子的门第婚姻也不再流行,五代士族大姓的婚姻风尚重官品而不重阀阅,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辨

余英时先生认定，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士”的社会地位，随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日趋旁落，渐次脱离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走向边缘。①对此命题，笔者实不敢苟同，特此著文商榷。 首先，笔者认为，余英时先生将“士”或“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是欠妥当的。“士”或“士大夫”是有着特定含义的。商、西周、春秋时是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商书·多士》：“用告商王士。”《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春秋时，士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国语·周语上》：“大夫、土日恪位著，以儆其…     

魏晋南北朝后妃出身考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婚姻重门第,出现了士庶不婚的现象。这一时期诸帝所纳后妃,大部分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分阶段来看,各个阶段后妃的出身情况又有差异。曹魏后妃出身较为低微;两晋南朝后妃大多出身士族;北朝较为复杂,北魏建国初期,诸帝所纳后妃多为部落大人或周边政权首领之女,从孝文帝时开始直到北齐、北周,后妃多出身士族。     

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

中古时期人们十分重视“文学”教育,“戒子”、“家戒”一类文章多有文学传统教育之内容。家族对文学“早慧”者多有关注,为之延誉并刻意培养,这种关注有的是舅家来实施的。家族对儿童文学才华的培养,其目的就是“成门户”,于是南北朝的“家学”、家族文学传统都比较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