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明史》校勘记补遗纠误

目前《明史》最好的版本当属中华书局点校木,它几乎于每卷之后都附有校勘记,对研究明史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足的是,其校勘记尚存在校勘未尽、失校误字等缺憾,本文特举其四十五例试作匡补。     

《彊村丛书》编纂体例研究

晚清兴起校刻词籍丛刻的热潮,由朱祖谋、吴昌绶、曹元忠等人校刻的《彊村丛书》是传统词学整理校勘词籍的集大成者。《彊村丛书》以治经史的态度和方法校刻词籍,在选择词籍底本和校本及编纂过程、编目、校跋、校记方式、附词、存词的安排上严谨有序,创立大型词籍丛刻的编纂体例,表现出全集意识和词史意识,把词籍整理和校勘发展为专门学术,为现代词学的建立和历代全集的整理奠定了丰厚的文献基础和编纂校勘的范式。     

点校本《明史》校勘记疏误举隅

《明史》自清乾隆初书成之后,迄今已出现多种不同版本,其中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最佳。该版本将校勘成果以校勘记的形式附载于原文之后,虽对明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如漏校、误书、误改、校勘未尽之类的疏误,文章谨掇其十例试作说明。     

詹安泰编注词集的体式与词学文献学价值

詹安泰所编《李璟李煜词》,用诸词集及其他文献细注详校而成。其体式包括前言、词作、注释、校勘、附录等,对二主词做了全面整理。注释语言简洁明白,解说具有原创性和普适性。遵依校勘基本原则,以校异为主,勘校精审。附录材料从不同侧面增加背景知识,有助于读者完整理解作品。校勘方法多样,并＂依律校词＂,丰富词集校勘理论。对李煜词的艺术特征和成就以及影响做探索,主张全面评价作家作品,凸显出编注者在词学理论研究的创获。詹安泰编注的词集既具有文献学价值及实践应用价值,也有词学批评价值,对建构完整词学体系富有积极意义。     

劳权校勘词籍述论

清代著名藏书家劳权毕生校勘历代词籍的数量多达50余种。他以“校存异本”为原则,主要利用对校和他校两种方法,综合调动校勘资料,所校内容十分丰富,尤以“校异”和“补脱”最为突出。经他校勘的部分词籍后来辗转为词学家所见,为《彊村丛书》《全宋词》等现当代词籍文献的编纂与校注提供了重要参考。     

陈垣先生对校勘学的贡献

陈垣《〈元典章〉校勘释例》综合前人经验与自己校读《元典章》的体会，将校书之法分为本校、对校、它校、理校四种。对古籍校勘第一次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的总结，使得自西汉末开始的校勘学在20世纪30年代成一门成熟的学科，厥功甚巨。     

谁最早关注、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

尽管学界一致公认,最早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者为日本的铃木虎雄,其后才有赵万里的校记,但事实上,早在铃木文章发表前三年(1923),傅增湘即据董康自大英博物馆摄回的照片作过校勘;1925年前后,黄建中、黄文弼、容庚又先后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赵万里校记所据即得自容庚校本并黄建中所摄照片,且完稿时间实早于铃木氏。澄清这段史实并梳理相关问题,于《文心雕龙》研究史或不无小补。     

中华书局本《北齐书》校勘记补正

<北齐书>从唐代起就逐渐残缺,至北宋初年时仅剩十七卷为李百药原文,其馀皆为后人以<北史>及唐人史钞中的相关纪传补全,故给后世研究校勘此书者造成了较大困扰,其中难免或有所失.本文就现行<北齐书>中最好的版本,即中华书局于1972年出版的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的<北齐书>校点本校勘记中漏校之处十馀例加以校改讨论,希望能对该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帮助.     

《诗毛氏传疏》的校勘方法

陈奂《诗毛氏传疏》中的校勘内容主要包括校正《毛传》中的讹文、夺文和衍文;还兼及校正其他书籍的错误。就校勘方法而言,陈氏运用的校勘方法主要是“以传校传、以诗校诗、诗传笺互校”,同时以材料为依据,归纳汇证,融音韵、文字、训诂于校勘之中,多角度地进行理校。     

《名家五种校读记》提要

钱基博先生所著《名家五种校读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三十一日出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印本,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九,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名家五种校读记》是钱先生对先秦名家五种著作《尹文子》、《邓析子》、《慎子》、《惠子》和《公孙龙子》所作的校读记,既校勘善本,又阐发了其中要义.除《惠子》分“征文记”、“传”两部分外,其余四种皆分“校读记”、“传”、“后叙(或序)”三部分;在“校读记”中,又于各篇分“校勘”和“提要”两种.     

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惟一的元代刻本,20世纪以来比较著名的校勘本有徐沁君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其校勘系统,校记翔实,校注中能补足角色,理顺情节,并能多方取证,分辨是非,令人折服。失误处在于注释中不乏以今代古现象,也有漏校、误校和误解处。     

点校本《明史》校勘记订补五十则

在现行<明史>各种版本中,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最好,但其校勘记存在一些诸如校勘未尽、误校误书等方面的问题,文章谨掇拾其中五十条加以补遗订正.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点举误》理校法研究

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点举误》一文在影印本、他书的基础上进行精校,尤其以理校法为指导,分析并纠正了学者在校勘方面的失误,为还原抄本的原始面貌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其理校思想具体分析,并归类举例,指出理校法给校勘工作带来的启示意义。     

《元好问全集》增订本点校问题

关于《元遗山诗集》的校勘,前人已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当今学界前辈山西大学姚奠中先生主持点校的《元好问全集》,用力最勤,但也有不足之处。我在协助狄宝心老师进行《元遗山诗集编年校注》时,发现其校勘、标点方面有一些问题,现试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元好问全集》增订本进行订误补缺,以期再版时斟酌修改。文章分为校勘和标点两个部分,其中,校勘部分列校记错误3条;沿底本而误者8条;因他本而误者25条;因形似而讹8条;其他讹误13条;关于径改原本文字的问题6条。标点方面有4条。     

点校本《明史》校勘记失误匡正

目前《明史》最好的版本当属中华书局点校本,它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明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它也有不足,其校勘记即存在着错字脱字、校勘未尽、误书校记序号等失误,本文就此试作订正。     

黄丕烈对宋人词籍的收藏与整理

黄丕烈受乾嘉学风影响,藏、校了数十种宋人词籍,其中不仅有像宋刻《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这样的珍本秘册,还有许多重本与残本,为其校雠、补缺奠定了基础。黄丕烈以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对词籍的版本形态、源流情况等作出了精审鉴定和深入研究,并一一记录在题识当中。在校勘上,他以对校为主,不惮复校;若遇歧异,则只列不改,以存真面;他还请顾千里等高手,博采众家之长。黄丕烈对词人生平、词籍名称甚至是抄者史迹多有考订,遇无法解决者,便开列阙疑,以俟来者。黄丕烈的词籍整理活动对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以及宋词版本学、校勘学在清末成为词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周列国志》读本正误

文章针对古典小说重版中存在的疏于校勘、错讹百出的现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东周列国志）为例,运用对校、本校、他核、理校等校勘法,探讨致讹的种种原因,并提出“越是通俗读物,越要认真校勘”的主张,以期引起点校者和出版者的重视,共同提高图书的质量。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判定异文正误的原则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诗经》异文,其中一些考释被学人普遍接受。文章主要讨论阮元等人使用音韵、文字、训诂等方法判定《诗经》异文正误的原则,总结校者判断异文的方法及其语言文字观。     

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

“每,虽也”《小雅·常棣》“每有良朋,况也永叹”,郑玄笺:“每有,虽也。良,善也。当急难之时,虽有善同门来兹对之长叹而已。”笺语“虽有善同门”即经文“每有良朋”的翻译,“虽有”与“每有”对应,则词训应为“每,虽也”,不应为“每有,虽也”。《皇皇者华》“每怀靡及”,毛传:“每,虽。”笺语必用《皇皇者华》传,可证“每有,虽也”训中必衍“有”字。然《尔雅·释训》亦有“每有,虽也”,前代经学家以笺用《尔雅》训,必不致误。故郝懿行认为“每”训为“虽”,“每有”连文也训为“虽”。郝说实误。阮元《校勘记》     

张佖《汉书刊误》述论

张佖的《汉书刊误》是宋代官方校勘成果问世最早的书籍,但此书早佚,仅存的六则校勘记虽条目不多,但多有新见,展现出其史学方面深厚的学识。张佖等人校勘刊印的"淳化本"发行后多有讹误,便有其后刁衎等人校勘刊印的"景德本",后又有余靖申请重校"淳化本"一事。毋庸置疑,张佖的《汉书刊误》在宋代官方校勘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