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生命意识衍生的死亡习俗——以湘西苗族为例

苗族的“死丑(Das jiad)”“死好(Das rut)”二元界分之死亡习俗的形成,是苗族类植物形态生命意识衍生的结果,也是苗族人民追求和平、回避战争,追求生命完美的文化表达。然而,这种表达作为一种默认了生命价值标准却直接导致了苗族文化价值体系中对英雄的抛弃与拒绝,并间接地成了这一族群战斗力自我抑制的文化“枷锁”。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

启蒙的现代主义把上帝拉下宝座，提出“上帝死了”，把人构造成至高无上的主体。后现代主义批判这种“人”的主体性，更进一步宣称“人之死”，人们在不停地寻找人的意义，生命的主宰和本质。     

起“死”回“生”的教学——浅谈计算机专业一体化教学模式

在计算机专业教学中,让学生由掌握传统教学中的“死知识”变成掌握适应当代社会的“活知枳”．这种起“死”回“生”的教学就是一体化教学。     

高中语文选修课探究性学习示例——诗意的死

本文以《项羽之死》为出发点,将初高中学过的历史文学人物之死重新审视,体现高中语文探究的特点：联通知识点、品味细节处、提升精气神。探究的方法：追问、牵连;先教师探究示例,再引导学生探究。目的是把所学的点滴死知识盘活,衔接联通,形成一个系统,从而提高语文能力。诗意的死是为追求理想而彰显生命光彩的悲壮之举。＂死亡教育＂是教育学生懂得珍惜生命,从而提升生命质量。     

社会转型期湘西苗族"百狮会"的社会价值探析

运用文献资料、访问调查与逻辑分析等方法,从湘西苗族"百狮会"的特性探析新时期"百狮会"的社会价值,从而为全民健身计划在民族贫困地区全民健身计划的全面实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民族地区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都提供理论指导。     

西南少数民族的“不死药”神话内涵探析

少数民族先民对生命现象的思考,通过他们当中流传的“不死药”神话反映出来。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西南少数民族“不死药”神话的文化内涵,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少数民族先民辩证的生死观、生命观以及女性在生命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苗族原生宗教“呼清(Fud nqind)”参与构建社区秩序的案例解析——以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鸡爪村苗族原生宗教“呼清”为例

湘西方言区苗族原生宗教——“呼清”（Fudnqind）所产生的强大约束力,与构建、强化村落社区秩序有着难以割断的逻辑关联。这种关联归因于苗族信仰体系中对“人不见天眼见,人不罚鬼神罚”报应规律的确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集体意识”在苗族村落社区的长期“驻留”。以鸡爪村苗族“呼清”为个案,揭示这种力量因素的生成基础与生效逻辑,以及合理利用这种力量资源对“低成本”构建和谐苗族村落社区的现实意义。     

清代湘西苗疆“苗官制”探析

清中后期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朝统治者重新调整了治理湘西苗疆的策略,采取了"以苗治苗"的民族政策,在湘西苗疆实施了"苗官制"。"苗官制"的诞生,冲击了苗族基层社会具有明显原始残余的传统组织制度,削弱了苗族社会宗族、亲族体系的合力,缓和了苗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湘西苗疆苗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历难不死”母题

"历难不死"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一种母题,"历难不死"源自儒家文化中的考验模式,又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历难不死"母题在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大量使用还有作者从小说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对这类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论清代湘西苗疆的“边墙贸易”政策

随着苗疆边墙的完成以及依托边墙而设立的墟场,康雍乾时期的苗疆民族贸易政策相继而终,逐渐形成了"边墙贸易"政策。"边墙贸易"政策的确立对湘西苗疆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稳固清朝行政权力在苗疆统治秩序中的地位和重构苗疆区域文化;另一方面,密切而稳定的民苗贸易往来,推动了苗族经济、文化发展和苗汉间民族文化融合。     

“另类”话语 ——论“另类”写作的“后现代”特征

当下，以对个体价值的极度尊崇，对主流文化拒斥，以及对日常庸众的蔑视形成的“另类”文学现象，表现出“另类”写作的“私人化写作”、“走向世俗”和“零度叙事”三个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苗族理辞》民间规约研究

《苗族理辞》是以民族古歌形式表达的民间规约,是苗族地域文化发展的产物和表征。《苗族理辞》以史诗的庄严风格、宏大规模等艺术特性呈现了苗族民间规约的文化内涵。《苗族理辞》在苗族社会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既是苗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控制功能,人们根据"古理古法"维持一个有序的和谐社会。     

后疫情时代改进“食育”制度的思考

从我国疫情发生的频率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严重后果来看,后疫情时代"食育"已不是个人"私事",而成为牵涉到公共利益与安全的"公事"。长期以来,国人存在不良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缺少对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维护。基于教育制度学独特视角,有必要去思考中国现有的"食育"制度是否真正贯彻落实到国民的教育过程中,在这个提倡"五育融合"的教育新时代,更有必要将"食育"与德智体美劳教育贯通起来,培养有高度生命意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时代新人。     

论中西方和谐思想之异同

中西方人都看到了"乐"之"和谐",也都以和谐为切入点探讨世界的存在方式,并且都认可"不同"是和谐的前提与基础。然而,毕达哥拉斯专注于用数的和谐解释乐的和谐,符合西方人注重的真理性认识传统;中国古人则更加关注"乐"之"和人心"的功能,体现出其重实用的思维传统。莱布尼茨认为世界是和谐的,但这种和谐是上帝设定的,具有神恩性;中国古人也认为世界是和谐的,但这种和谐不是天定的,而是需要人类努力争取实现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不同"是"和谐"的基础,但他强调斗争是实现和谐的手段,甚至认为和谐是斗争中的和谐;中国古人也认为"和谐"的前提是"不同",但他们主张实现和谐的主要方式是协调。在一定意义上,中西方关于和谐思想的不同倾向折射出中西方人所遵循的不同偏好。前者重实用,后者重理论;前者重综合,后者重分析。     

暴力维权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以“冀中星事件”为例

当前一些弱势群体的在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选择用极端方式或暴力手段来进行维权。而许多媒体在报道类似的暴力维权事件过程中,由于报道方式不当,不仅对事件的后续处理造成了干扰,还对整个社会环境的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研究者以"冀中星事件"为例,通过对媒体报道该事件的新闻框架分析发现,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表现出明显的煽情化倾向,媒体的报道方式与态度明显地影响了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当前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框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造成了一定的误导,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的安全风险。     

浅谈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内涵

苗族刺绣的特点在于苗族妇女的独特创造,在于培养苗族人的历史意识,教育苗族后来人不忘苗族祖先故土,体现出苗族人对祖先的追忆和寻根的浓重相思,被视为苗族凝固的历史而得以传承。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

苗族在滇东南边疆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由于自然、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诸多原因,滇东南边疆苗族的婚姻习俗较为独特,并具有边境地区的特点,即跨国婚姻较为普遍。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滇东南地区苗族婚姻的种类与形式、婚姻范围、择偶标准、结婚过程以及跨国婚姻等情况作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苗族民间生态意识浅谈

苗族是我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几千年来,它一直以其历史悠久,分布面广,文化丰富多彩,反抗性强而著称于世。由于苗族居住的环境比较险恶,对生态环境的脆弱与自然资源的珍贵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苗族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意识,几乎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苗族民间生态意识是零散的,没有形成严谨、科学的思想体系,并且有别于西方和中国传统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但是,在自然生态普遍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每况愈下的今天,发掘、整理和利用苗族民间生态意识,维护生态平衡,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汉语人称代词使用的规律及其心理机制

在使用人称代词时既可以按照其本来的语义特征,又可以在"人称"和"数"两方面发生突破,从而使得其使用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通过考察大量的实例,我们发现,在这纷繁复杂的背后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即在"数"的方面倾向于使用复数形式;在"人称"方面倾向于向听话人靠拢,站在跟听话人一致或比较接近的立场上选用相应的人称代词。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规律,与人类普遍存在的"自己人"心理和"面子"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释简牍中的“莫食”

"莫食"是秦汉简中比较常见的时称,过去有不少出土文献将此时称读为"暮食",作为下午的时称看待。通过本文梳理可知,莫食应确定为上午时称,并表示"不食"之意,含义和时间范围大致相当于出土文献中的廷食、食坐。秦汉出土材料显示,至少在西汉中期仍然是一日两餐,并无材料能明确证明,此时已经开始出现早中晚一日三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