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社会规范与阴阳五行秩序

所谓规范指称“标准化的秩序”。社会规范指的是为社会成员所提供的是非标准和行为指南，因而也是人们具体行为必须要遵循的行为法则。儒家的社会规范可分为两种：一是以“德礼”为核心的积极的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教化的力量来改变人们行为的根本态度；二是以“法刑”为核心的消极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物理的制裁来暂时控制人们的行为。规范必须拥有其合理性。在儒家看来，社会的规范不是来自于近代社会学理论所讲的社会契约，而是来自于自然本身的秩序。因而“三纲五伦”以及“礼乐”、“刑政”等规范都体现着阴阳五行的自然法则。跟近代的社会学理论相比，儒家的社会规范具有以下的特点：其一，儒家的社会规范不是以平等的个人，而是以有差别的个人为前提；其二，儒家规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实现功利性或者效率性，而在于实现道德性；其三，儒家的规范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契约，而是为了实现阴阳五行的自然秩序。     

贺麟的文化史观

贺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他建构了较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学体系。本文结合贺麟的著作（侧重于1949年以前）,从“人与文化”、“历史与文化（古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西）”、“赫然名家的‘新心学’”四个层面梳理其文化史观。     

蔡元培、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解读——兼论贺麟对“三纲”真义的发挥CSSCI

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可以从权力的角度解读为君权、父权、夫权,既可以从利上讲,也可以从义上讲,这就是《白虎通》既讲“三纲”又讲“三纲”以“五常”为心性基础之意。蔡元培从权责上解读“三纲”,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各有不同的权责,陈寅恪把“三纲”抽象理想地解读为君臣、父子、夫妇应当履行各自的权责与义务,都是从义上讲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他们的解读,实际上是对《白虎通》“三纲”的进一步发挥,是贺麟所谓“三纲”的“真义”。     

“礼治秩序”建构视阈下的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以礼为教”以“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平天下”为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导向,达到了化成人性、化成天下的目标.对于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理性思考和重新阐释,既可为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提供新视角,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礼治秩序”模式提供可借鉴的路径选择.     

从“儒法互释”到贺麟的法治类型学

现代新儒家以接续传统儒学“道统”的方式整合西学以寻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作为舶来品的“法治”自然进入新儒家们的思考疆域,其中贺麟对法治关注尤甚.从“体用兼赅”、“儒表法里”出发,结合贺麟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期许,辅以其法治类型演化说,可以一窥新儒家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法治图景想象,而深度挖掘新儒家法治思想的合理内涵亦对当下中国法治思想建构有所裨益.     

评儒家“礼学”的社会和谐智慧

儒家依“礼”构建的理想社会是和谐的等级社会,礼的本质在于“促和”、“止乱”,在“和而不同”和圣王明君观念的指导下,儒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和处事模式。     

论贺麟新心学之文化哲学理论基础

贺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新心学”文化哲学理论基础有心物论、直觉体验和知行合一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贺麟与钱穆

贺麟与钱穆都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师,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皆怀有“温情与敬意”.贺麟从哲学的层面为儒学复兴寻找思想资源,钱穆“在史实中求史识”,从历史发展中为国家、民族不亡寻找证据和答案.他们的治学领域、为学路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兴亡,在各自的人生中书写了辉煌.     

试论贺麟“新心学”的道德观

本简要述评了贺麟“新心学”的道德观。认为贺麟是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角度出发,运用西方哲学艺术和宗教去阐发和改造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即从艺术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从宗教中去求社会化、平民化的道德,从学术知识中去求开明的道德。     

贺麟的理性观研究

在贺麟看来,万物皆有理性,都要循理以求合乎理性。他充分肯定理性精神,认为正是没有自立自主的理性精神,才会盲从教条;认为一切都要经理性的考察,都是为借鉴西方而实现儒家思想新开展而做准备的。因此,他主张,要做到合理性,就要循道而行,践行道的大公无私,适度而不妄为。     

竹林名士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人生困境的再反思

魏晋易代之际的竹林名士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口号,并获得了阮籍等其他竹林名士的认同和信奉.但这一口号并未让嵇阮自身真正化解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将他们推入了更深的生命困境之中.对于嵇阮等竹林名士高尚的人格境界,我们不妨由衷地景仰,但反思他们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人生困境,对于后人认识并化解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张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两者的互补和谐,而不是割裂两者的关系甚至将两者的对立冲突永恒化,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贺麟与唐君毅研究的比较视野——从贺麟"唐君毅先生的早期哲学思想"说起

贺麟和唐君毅作为近代四川思想家的两位杰出代表,尽管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二者的人生履历和思想途程不同,但是,两位同被尊为"现代新儒家",不仅有彼此生命的感通,更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契合:两者都主张"返本开新";在思想模式开展上都主张全面消化和融合西方主流理想唯心论思想,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现代开展;在思想展开逻辑的契合上,都主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想唯心论逻辑.     

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力倡秉笔直书，确保“实录史学”，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另一方面又主张“激扬名教”，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求实录”与“扬名教”构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     

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译论译史的价值

作为20世纪颇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翻译家,贺麟不仅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深入的探讨,在翻译实践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贺麟关于可译性、译名翻译的研究包融传统译论,而他关于重译、深度翻译的研究又关照现代译论。重新发现并认识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译论译史方面的重建具有重要的价值。     

儒家"礼"思想辨析

“礼”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本身有着非常宽泛的涵义。“礼”最早起源于远古时代氏族内部的各种礼仪,后来成为儒家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以及规制人们为方式的道德规范,最终变成实现理想的“小康社会”的最佳路径。对此我们确实有必要对于儒家的“礼”思想进行重新梳理与解读,以重现它所含有的最本质的内在规定性。     

儒家音乐思想“和”之认识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和"是其中最为重要、最核心的思想观念,"和"的生成背景,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自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史称先秦时期)。我们所要阐述的"和"的音乐美学思想不仅在于音乐本身之"和",而且蕴涵在当时不同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之中。通过对重要人物及著作论述进行阐释,我们可以感受到"和"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整个传统美学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发现从现已出土的有关西周时期出土的编钟乐器,从先秦时期的孔子、荀子等诸位儒学思想家及其相关的美学著作和史书记载中都无不浸润着"和"的音乐美学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仁爱”、“忠恕之道”,为生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天人合一”是儒家对生态观念的集中概括,“民胞物与”是儒家对天人关系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和合精神,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价值的现实启示

以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和西方宗教伦理价值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人性以及道德理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出各自伦理价值的不同特点。作者希望在传统伦理价值与现代经济伦理之间找到某种共同点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