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正> 教育学教研室编出《中央苏区教育资料选编》。 《中央苏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稿)已由我校教育学教研室编出成册。这本《资料选编》是在对赣南、闽西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的。内容包括1929—1934年当时中央苏区的教育方针、政策、指示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教育实践经验等,所选资料一部分是     

陈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于1942年3月8日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谈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写道:“1934年10月,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出发长征,那时我身负重伤,被留在江西担负军事指挥,并主持政府工作。1935年春,我们在敌人重兵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了将近三个年头。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历史正是这样。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下了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当时留在江西根据地的有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营,加上政权机关人员和伤病员共约3万多人。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一方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清剿”作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左”倾错误的影响,又要同叛徒作斗争,斗争异常艰苦复杂。     

中央苏区体育资料简编

<正>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总结中央苏区体育工作的经验,发扬中央苏区体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开展体育史的研究工作,有系统地、完整地收集、整理和积累体育史料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组织了中央苏区体育工作调查小组,曾先后几次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访问了十多位革命老人,还到瑞金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江西省挡案馆学习、查阅苏区时期出版的1931——1934年的报刊杂志,了解到部分苏区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现作一简单介绍。     

中央苏区最后失利的客观原因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左”倾错误路线危害的情况下丧失了。多年来,我们着重总结了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原因——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而对若干客观方面的原因则研究不够。中央苏区失利的客观原因,概括地说,就是:敌人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力量强大,超过了中央苏区所能承受的限度。有的同志或许要问: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能取得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后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形进行考察。以下从三个方面作些说明。     

试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初步形成——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哲学思想

<正>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九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在中央苏区从事革命实践长达六年之久。当时我们党有了北伐战争从胜利到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又有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开辟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不仅有了在军事上指挥反一、二、三次围     

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本形成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民主思想基本形成的时期。1927-1934年的苏区民主革命实践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涵盖了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文化民主等各方面,内容丰富广泛并初成系统,表明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本形成,是相对于1921-1927年它的产生和抗战以后它的发展成熟而言的。     

教育书亭

《中央苏区教育史》李国强著,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江西苏区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详细介绍了苏区教育的方针、任务、政策和管理,以及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工农业余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儿童教育和师范教育等方面的情况。革命前辈方志纯同志为该书撰写了序言。(焦育)     

邓颖超,一位革命家的风范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祖籍河南。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转为中共党员,同年与周恩来结婚。曾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干事、中央局秘书长等职。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1992年7月11日病逝。200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作者有幸采访到了原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炜,通过这位头发花白却依然意气风发的老人的真情讲述,让我们再一次更深地体会到邓颖超同志革命生涯的波澜壮阔,以及我们对她永远的思念之情。     

“剪刀差”问题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经济

工农业产品“剪刀盖”问题是中央苏区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难题,困扰中央苏区领导层和工农群众始终。除了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这一客现因素外,土地革命本身造成的经济萧条这一客观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中央苏区领导人依靠和领导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群众,通过合作社经济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形式,展开对商人和富农的经济斗争。为打破经济封锁和繁荣苏区经济做出了贡献。     

红都瑞金的教育情怀——瑞金60年教育发展纪实

瑞金,江西省东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80年前,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主力部队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来到这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为“赤色的首都”。成为全国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从1929年到1934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一共存续了5年零8个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等机关随部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     

高杠杆股票典型案例回顾

案例一: 海通证券(600837)借壳都市股份 杠杆倍数:9.5倍下跌幅度:83％ 海通证券借壳都市股份时,都市股份总股本仅3.58亿股,2007年6月29日借壳后海通证券总股本33.9亿股,杠杆倍数9.5倍.都市股份股价由停牌前的5.8元,最高上涨到68.53元,最高涨幅达1081％,海通证券最高市值达2323亿元,远超当时券商龙头中信证券的估值.海通证券在2014年到2015年的券商牛市行情中也没有超越当时的历史高点.     

新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成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崇州调研案例的分析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有重要作用。剖析四川省崇州市的典型案例发现,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站和农业专业服务公司等外嵌性要素市场对提高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专业化水平和降低交易成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控制权和剩余利润分配的内部治理和基于"制度规制"的外部治理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运行效率。这一研究为解决"谁来种地"、"科学种地"和"专业化种地"等提供了案例参考。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3年初,由于当时红军领导人在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左”倾政策推行,临时党中央解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由来自德国的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王明路线指导下,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结果受挫。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做强内涵 争创一流——成都西北中学发展纪实

成都西北中学1928年创办于北平牛街,回汉学生兼收,因适应民族需要,学生很快达4000余人,成为当时北平最大的一所中学。学校1937年迁成都,在日寇狂轰滥炸之中曾经转辗于土桥、茶店子一带办学,后迁回明远西街(现在人民西路107号附近),回汉学生兼收,学生达3000余人,成为当时成都市最大的一所中学。聘请川大教授任教,培养了大批抗战人士。     

合作运动中的苏维埃政府和民众的选择——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为例

利用合作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的重要目标。中央苏区在发展合作运动的过程中,建立了消费、粮食、生产、信用、利用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在诸多类型的合作社中,苏区政府优先选择了消费合作社,并作为合作运动的主体。尽管消费合作社是苏区民众最需要的,在发展消费合作社时,民众起初并不积极;随着苏区政府强力推进和消费合作社给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民众的态度逐渐变得积极,形成了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发展的高潮。中央苏区的合作运动不是民众的自发运动,而是苏区政府主导下的产物。     

红军主力长征后,闽西一带红军游击队保卫土地革命成果的斗争情况是怎样的?

答:过去,认为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后,当地的土地革命成果也就丢失光了.从现有资料所反映的闽西一带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央苏区留下党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等同志率领一部分红军约三万人,留在赣西、闽西掩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起初执行王明路线采用阵地战硬打硬拚.也遭受重大伤亡.后来,按陈毅同志的建议,分局委员分兵到各地坚持游击战,保卫了土地革命成果.当时,活跃在闽西一带的是红军独立第八团、第九团等有四千人,面对国民党的八、九个师共十     

西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历史继承与时代特色

西北苏区经济工作继承了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积极成果,有效维护了财政体系的完整和良性运作。随着长征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西北苏区的经济工作较中央苏区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富农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阶级路线的放弃。正是由于对阶级路线的坚决贯彻,党领导苏区军民积极开展春耕、夏耕生产斗争,集中解决粮食问题,克服陕甘宁地区恶劣经济条件带来的困难,并采取灵活手段促进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为迎接全民族抗战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评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间,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大百万铁红军”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动,是因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再加上红军伤亡过大,部队减员过多。把少年队、赤卫军和地方武装整营整师改编为主力红军的猛烈持久的“扩红”运动,违背了人民战争这一战略战术的总原则,同时也超过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所能承担的限度,造成了根据地人财物的困难。“扩红”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消极作用远大于其积极作用。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34年秋至1935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苏区军民,与入侵苏区的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坚壁清野,储粮筹款,扩大武装,反对“左”右倾错误,严惩叛徒,为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作了一定的物资上、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清华八斋

清华园内有八座比较有名的斋子,其中,明斋、新斋、善斋、静斋、平斋,建于解放前;强斋、诚斋和立斋,建于解放后。前五斋部是当时的学生宿舍。其中,明斋建于1930年,当时叫做四院;新斋建于1934年,当时叫做六院;善斋建于1932年,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