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公正价值的缺失与重建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基础教育,据统计,2004年全国总计有在校中小学生20471.5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84%,占世界总人口的3.15%[1]。     

做大做强与公平公正--基础教育改革忧思录

杭州教育局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教育办学模式的大改革。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学校教育的集团化。充分利用名校效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名校＋新校”、“名校＋民校”、“名校＋旧校”、“名校＋弱校”等的发展模式。这种教育发展模式的本意是将“名校”这块“蛋糕”做大，起到“做大做强”的规模效应，以期达成“依托名校发展优质教育，进而实现教育公平”这一价值取向。     

价值多元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价值选择

现如今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对于多元价值,理论界有两种相异的认识,一种认为,价值不但是多元的而且是极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之间是不可公度甚至相互冲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一些普遍的和客观的基本价值,多元价值在更高的层面上可以走向共识。教育作为"人类价值生命的中介",面对多元价值,应做出合理的价值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应当有一种"价值共识"意识,在整个教育价值定位的普遍性方面和具体教育情境的特殊性方面做出具有共识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战后美国基础教育进行了认知结构主义改革、人本主义改革和建构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对这三次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及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状,揭示其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有益启示.     

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世界形式的变化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多样情形的出现,时至今日,我们更有必要将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     

思政教育改革圭臬:社会公正与学生发展

当前我国思政教育及其改革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教育理念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教育形式过于单一等。这些问题应引起各界尤其是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否则将对我国思政教育改革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应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围绕社会公正和学生全面发展,不断推进思政教育改革。     

程序公正的价值与成本

程序公正体现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理顺程序公正的价值和成本的关系,能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程序公正提出理论依据.     

社会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

阐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论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阐明在当前社会新形势下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途径。     

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

本书是叶澜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结题成果。该书包括总述和总报告两大部分。总报告由三大部分组成。一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宏观研究，二为学校改革研究，三为中国教育学理论的重建。第一，在关于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整体认识上，提出了一些新视角和新认识，丰富了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系统内部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中小学教育模式:拆毁重建? 还是加固翻修?——问道中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

在上个月的本刊特稿中曾写到了引发全球性讨论,聚焦中外众多教育专家和评论者目光的中国虎妈事件(详情请见总第一百一十七期特稿《对孩子的教育:向东?还是向西?》)。殊不知,倘若仅仅只是东西方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别,中国虎妈的话题或许还不足以掀起全球范围的大讨论。确切地说,虎妈式教育的含义还可以更广一些,它泛指日常生活中针对孩子所实行的较为严谨、可以施加一定压力,通过长时间的训练以促使其达到预定目标即学业和个人素养达到完美状态的教育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践虎妈教育的地点可以是在家里,也可以是在学校中。它的类别既包括家庭教育,也涵盖了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因为这个阶段的受教育者需要教师和家长提供更多的指导和示范,倾注更多的心力,让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之余也能学会如何处事。那么,就中小学教育而言,身处东西两个半球的人们是否也会像争论蔡美儿的虎妈事件一样,对各自的教育体制和方法产生疑问,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呢?     

信任、合作与参与：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

教育改革不能脱离社会支持只在教育系统内进行孤立的自我改革。教育改革嵌套于社会改革,两者是相互包含、互为媒介、互动同构的有机整体。社会信任、社会合作、社会参与是影响教育改革的社会三要素,三者以社会合作为中心,共同为教育改革提供从心理到行动、从行动到制度化的社会基础。社会信任影响教育改革的成本与责任共担,信任程度缺失制约教育改革,造成教育改革制度设计的“公平悖论”与参与改革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内耗;社会合作促进教育改革的技术、人力、经费等诸要素融合,并为教育改革提供自生自发的基层创新动力机制,跨界合作为解决教育“短板”与“盲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社会参与为教育问题解决从个体感受经由社会行动并上升为国家政策开辟了渠道,通过协商机制可以促进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重建社会信任、鼓励社会合作、扩大社会参与可夯实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     

不可自由的公共基础教育改革——《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学校重建研究》简评

与很多学者标榜自己秉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不同,贺武华博士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学校重建研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论的价值参照系：公共基础教育改革不能突破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底线!以此为基．作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世界主要国家的纷纭复杂的新自由主义学校或教育重建运动作了冷峻的剖析,剥去新自由主义穿在“学校重建”之上层层叠叠的流行“华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取向和公共教育的社会公正诉求具有的不可通约性赫然在目,由此,公共基础教育改革不可自由。     

谁支持改革——兼论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

确认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是实施教育改革的必要前提。从与改革的关系看,存在着教育改革支持力量、教育改革反对力量及教育改革中间力量。教育改革支持力量是一个“总体性的”人群概念,它既不是“价值共同体”,也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利益联合体”。除了教育改革反对力量的抵制及中间力量的旁观外,教育改革支持力量自身的复杂构成,也是导致改革过程变得复杂、曲折与艰难的重要原因。     

二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启示

二战之后,美国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改革,从教育质量改进到追求教育机会平等,从实现教育优异到公平与卓越的教育,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基础教育改革价值取向不断发生演变.在基础教育改革价值取向演变的历程中,联邦政府直接介入教育,重视教育改革立法,强化标准驱动与教育问责.     

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惑和问题。教育研究方法中“质性”和“量化”的严重失衡、教育目的的功利主义偏向和追求、在“学历至上主义”风气影响下所形成的“价值制度化”弊端等等,都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中一些带有普遍性倾向的现实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和策略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关注教育实践、形成创新务实的学术研究风气,并锐意投入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浪潮。     

公正和均衡的追求:美国社区学院教育改革及其启示研究

对于教育公正和均衡的坚守与追求是美国社区学院教育一直以来的发展目标。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对教育公正更高层次的追求和对教育质量均衡发展的关注,推动了美国社区学院的教育改革。由此,美国政府围绕教育公正和均衡的发展目标,对教育范式、合作体系和教育资金的资助与流动等方面进行实践规范,以此追求教育质量公正的价值,保证教育机会平等。借鉴美国社区学院教育改革的成效与特点,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路,对我国建设公正且高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中小学教育模式：拆毁重建？还是加固翻修？——问道中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

在上个月的本刊特稿中曾写到了引发全球性讨论,聚焦中外众多教育专家和评论者目光的“中国虎妈”事件（详情请见总第一百一十七期特稿《对孩子的教育：向东？还是向西？》）。殊不知,倘若仅仅只是东西方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别,“中国虎妈”的话题或许还不足以掀起全球范围的大讨论。确切地说,“虎妈”式教育的含义还可以更广一些,它泛指日常生活中针对孩子所实行的较为严谨、可以施加一定压力,通过长时间的训练以促使其达到预定目标即学业和个人素养达到完美状态的教育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践“虎妈”教育的地点可以是在家里,也可以是在学校中。它的类别既包括家庭教育,也涵盖了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因为这个阶段的受教育者需要教师和家长提供更多的指导和示范,倾注更多的心力,让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之余也能学会如何处事。那么,就中小学教育而言,身处东西两个半球的人们是否也会像争论蔡美儿的“虎妈”事件一样,对各自的教育体制和方法产生疑问,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呢？     

社会及文化因素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

任何教育改革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背景中所发生的。所以这些要素就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或促进着教育改革的发生与发展。纵观中国20世末到21世纪初的基础教育改革无论是在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都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教育改革也对这些因素作出了新的阐释。但在众多因素中,文化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应该是最为复杂最为深刻,反过来教育改革能否承担起文化价值的使命也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