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对人类文明的启示

康德的“二律背反”是他的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推演的逻辑结论，又是《实践理性批判》的逻辑前提。康德的不可知论，实际上成为科学与信仰并行共存的哲学依据。客观上既有利于人类物质文明发发展，也有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     

纯粹知性在康德批判哲学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依次发布,标志着康德成功建构了他的批判哲学体系。而纯粹知性的发现和提出,是这个哲学体系建构得以成功的最关键之处。纯粹知性在认识论部分给先天综合判断提供了支柱;在道德实践部分用纯粹知性抽掉了一般性质料欲求,进而产生了形式化的道德行动意志;在美学和目的论部分,康德用纯粹知性联结了自然审美表象与知性反思目的之间存在的理论沟壑。     

论康德"理性"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

论述康德“理性”哲学中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考察康德在其哲学中对科学与宗教的界定来指出它们的联系。理性的批判是科学与宗教得以产生的基础,科学是对理性的合理批判,宗教是对理性的合理批判的体现。     

叔本华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及其历史影响

叔本华是在对康德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其中尤以认识论的批判至为重要。该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第一,叔本华对康德的感性、知性和理性学说进行了改造,以进一步限制理性的作用;第二,他以直觉主要认识论克服了康德物自体不可知论叔本华的这种批判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远的影响。     

费希特"行动辩证法"对康德"知性辩证法"的批判

康德自在的“知性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理论辩证法的开端。费希特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将自在的“知性辩证法”推进到自为的“行动、实践辩证法”。但是费希特的辩证法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其缺陷。     

康德与基督教神学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康德对待基督教神学的独特态度和方式来揭示康德哲学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康德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并不想否定基督教信仰,而是要瓦解基督教神学的“知识论”基础,清算前康德哲学中的“神学一本体论”传统,康德既从其哲学基础上批判了基督教神学为论证基督教信仰所采取的那种使“神学”和“本体论”合二为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又竭力为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作独特的辩护。由此,本文阐释了康德哲学对信仰与知识、本体与现象、理性与知性等所作的独特区别的独特意义,揭示了康德哲学对前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独特修正和超越。     

论黑格尔对康德范畴体系的批判改造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一次将应用逻辑引入认识论,系统地列出了认识的知性范畴表,确立了认知逻辑研究的新范式,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重视认知畴体系研究的传统。康德的范畴体系作为思维的"纯形式",是知性思维得以可能的条件,只能应用于"现象界"而对"物自体"无效,造成了知性与理性的深度割裂。黑格尔缔造的庞大概念王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康德范畴体系的批判改造。黑格尔对康德范畴体系的来源、主观性以及康德的知性逻辑、理性概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改进,以思辨的方式建立了丰富而完善的范畴体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在概念上的完美结合,从而取得了理论思维的巨大突破。     

论康德的公设上帝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否证了上帝的存在,从而把上帝推到与感性无缘、与知性无关的超时空的不可知的本体界,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却公设了上帝的存在,并且现实地把上帝作为实践理性的“真正对象”,以解决了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遇到的理论困难,从而建立起真正的形而上学。公设上帝使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贯通起来,使意和情联系起来、信念和情感统一起来,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在公设上帝存在的前提下,肯定了德性和幸福相统一的“可能性”及道德主体享有幸福权利的合理性。     

论康德的公设上帝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否证了上帝的存在,从而把上帝推到与感性无缘、与知性无关的超时空的不可知的本体界,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却公设了上帝的存在,并且现实地把上帝作为实践理性的“真正对象”,以解决了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遇到的理论困难,从而建立起真正的形而上学。公设上帝使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贯通起来,使意和情联系起来、信念和情感统一起来,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在公设上帝存在的前提下,肯定了德性和幸福相统一的“可能性”及道德主体享有幸福权利的合理性。     

康德启蒙观念中的知性与理性

在关于康德启蒙观念的研究中,学界并未给予批判哲学中所做出的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充分的重视,这导致将二者等而视之。但实际上,作为批判哲学的现实应用,康德启蒙观念必须以批判哲学为基础,因而在康德的启蒙观念中,关于理性与知性的划界思想依然存在,这一点应用到了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区分当中。但这一界限并未能够阻止启蒙理性反过来限制主体这一悖论的发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即是以此来批判康德式的启蒙精神。     

唐至五代时期广西饮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区域个性

广西饮食文化是西南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区域的饮食文化缺乏系统的挖掘与整理。但事实上,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自古至今的食源、食性、食涵、食俗、食风等所有饮食文化事象,对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中华民族饮食文明的影响都是亘古遂深和日久旷远的。从史上该地域文化圈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古医食、文化学著等方面入手,首次探究了广西唐至五代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区域面貌。     

文化全球化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

文化的全球化正在渐进之中。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不仅涉及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产生的原因,而且还隐含着对“文化侵略”的批判。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的全球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面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强势渗透,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忧虑和恐惧。在全球化的交流和影响中,既开放吸纳,又维模自律。敢于对外吸收和坚持民族传统的策略并不相悖。     

论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寻根"文学

后殖民主又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一种西方当代文化思潮。“寻根”文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注定有无法克服的“悖谬”窘境。一方面,它对中国文化的“被迫现代化”表现出的明显的反叛情绪,显示了其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而另一方面,它对中国古老文化表现出的过分的迷恋和沉醉,又使它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文化上的本土主义。     

康德的艺术天才观及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

康德的艺术论强调天才在审美领域里的主体地位,认为作为美的创作主体的天才以想像力为心理根源,体现出交织着社会性的自然性,是不可复制的独创性与具有规范作用的典范性的结合,想像力依据理性原则与知性力等心意能力相汇通。康德的艺术天才观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为我们重新思索当今大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寻求解决途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康德美学和崇高美学

康德对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分别构成了现代美学体系建立的奠基石和"美之美学"走向终结的肇始.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是从康德的崇高论发展而来,虽然与康德的本意已大相径庭,但其解读仍是符合康德崇高论的内在理论思路的,后来蓬勃发展的西方现当代艺术,从某种程度上也正好说明了"不可表现性"的崇高美学理论.     

武夷文化与闽北文化学理分析

由于武夷文化品牌的经典性价值,把与武夷山世界遗产文化有直接关联或间接关联的闽北文化品类统称为武夷文化是合情合理的。“武夷”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武夷文化是一种精品文化知名品牌。“闽北”一词,是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区划概念。“闽北文化”属于“冰糖葫芦式”结构体系,表现出整体松散中部分重叠的特征。“武夷文化”基本属于“蛛网式”结构体系。充分发挥世界双遗产的品牌效应,充实人类共有精神家园,是闽北和武夷学院在人文社科领域投注精力的不二选择。     

对《财务管理学》实验教学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教师选择理论教学模式、轻视实验教学的原因,建议将课程实验计划写入人才培养计划中;同时指出稳定课堂教学质量很重要,有必要在教学上稳固"传帮带文化",科研上构建"群虎文化",且文化氛围要常态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培育机制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包括政治文化生态、经济文化生态、自然文化生态和国际文化生态。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中,需要结合当前文化建设方向、特征、要求等来培育。     

“先验感性论”是康德哲学的发源地

"先验感性论"是康德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是走进康德哲学殿堂的入口。其理由有三:一是"先验感性论"是康德哲学体系的基础理论,二是"先验感性论"中界定的"现象与物自体"的矛盾性是康德哲学得以展开的一个基本的内在张力,三是"先验感性论"阐述的时空"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确定了康德哲学的基本路线。     

“花木兰”故事的改编及意义再生产

如何使古老的文学名著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这是我国艺术界包括影视编导在内煞费苦心的文化课题。把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迪斯尼改编的商业动画电影《木兰I》、2009年上映的马楚成版的《花木兰》为比较文本,通过符号学理论对三者的叙事符号和意义生产进行解读,我们认为《木兰辞》体现出为当时统治阶级和男权社会所认可的思想才能够千古流传;《木兰I》的内容灌注了以个体本位的西方文化核心,使原故事焕发出了新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实现了意义再生产,使原文本经由改编成为了"美国电影";《花木兰》虽然增加了很多元素,情节也复杂了许多,但由于文化观念的保守和时代精神的欠缺,没有实现意义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