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回归及影响——丁玲《意外集》创作价值论

一直为研究界所忽视的辑录于南京的《意外集》,在丁玲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现实关注、人性言说的主题既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灵魂剖析的继续和发展,又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人性关怀和人性批判的情感和思想渊源。其创作主题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左联时期创作的转变,对早期创作的回归,对延安时期创作的影响。     

忠于自我 忠于时代——丁玲创作道路的再评价

丁玲创作的前后截然分期历来造成文学史乃至评论者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话语环境的不同，对其前后创作也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审美判断，不论这种评价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丁玲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分水岭的特征。文章从丁玲前后期创作的题材关注到丁玲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以及她固有的创作笔致，分析了丁玲强烈的女性情结和对于时代、革命的忠诚意识，在这二者的结合中呈现出丁玲创作的独有文学詈观。     

试论丁玲延安时期创作尴尬的成因

延安时期是丁玲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丁玲的创作态度是主动的,但也受当时时代要求的约束。本文从丁玲到延安前后的经历、丁玲性格的双重性、丁玲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双重身份体认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说明丁玲延安时期创作尴尬的原因,以期对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有更深的认识。     

丁玲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沉浮

纵观丁玲起起落落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历程,女性意识贯穿其创作始终,并在其作品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丁玲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其女性意识所展现的特点也不同：早期创作中女性意识逐渐形成;加入左联后创作中女性意识逐渐模糊：延安时期创作中女性意识展现为收敛与再次凸显、深化;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中女性意识发生异变乃至最终消失。造成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沉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需要结合丁玲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进行深入探究和具体分析。     

从丁玲的人生道路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20-30年代作家的丁玲具有五四文化精神和革命情结。前者主导着丁玲的创作,后者推动着她投入革命。在陕北,丁玲在五四文化精神指导下进行创作,没有按照领导人的要求转变为一名宣传战士,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评。此后,丁玲端正态度,创作出被领导人认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受到表扬。50年代,由于丁玲的个性突出再度受整。80年代,丁玲缺乏对历史进行反思。丁玲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演绎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与政治的关系。     

论丁玲的倔强

作为20世纪最为杰出的女作家,丁玲的一生坎坷多难,她性格中的核心部分是"倔强".本文回顾了她的创作历程,从作品的角度分析了其倔强的内涵,并指出新世纪丁玲对我们的意义.     

信念·痴情二重奏——试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丁玲生活和创作的导向作用

文章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奠定丁玲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契机;努力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方向,反映了丁玲创作活动的党性特征;对党、对人民、对生活的“痴情”象一条红线贯穿在丁玲的生活和创作中。     

茅盾论丁玲的文学创作

文章以茅盾的《女作家丁玲》、《丁玲的〈母亲〉》、《丁玲的〈河内一郎〉》三篇评论为基础,评介了茅盾论丁玲创作的时代意义和审美分析,以及丁玲创作的独特贡献。     

坚守、困惑与混杂——“十七年”时期丁玲创作思想的矛盾性特征

“十七年”时期丁玲的创作思想充满了矛盾与混杂:在理论层面上她仍然强调和重视人的个性、人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她仍然不能避免主题先行、以先验思想决定人物刻画的弊病;在创作本能层面上,她重视对人和生活的熟悉与体验,强调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质疑对题材和生活的等级划分,但在理性认知层面上,她又主张作家要争取下去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通过对丁玲创作思想的个案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不同文学理念的纠结与博弈过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一九四八》的伦理叙事比较

土改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横跨半个多世纪,从阶级性革命话语叙述到直逼人性的的思考,呈现了两幅迥然不同历史伦理叙事图景.其中解放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尤凤伟的《一九四八》是前后两个时期描写土改的代表作,相同题材的叙事在伦理立场、善恶表达、人性挖掘以及爱情描写上却是截然不同.     

行走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以《新垦地》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析肖洛霍夫和丁玲创作思想的两难

肖洛霍夫的《新垦地》一向被当作描写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典之作;受其影响,丁玲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被誉为忠实记录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史诗性作品.在显现的党性“意识形态预设”下,他们为农村土改高唱赞歌,但残酷的真实又无法回避.在遵照“党的指示写作”还是“心灵的指示写作”两难之中,肖洛霍夫和丁玲睿智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交会间,使作品在党性意识和人性价值上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男性的政治隐喻与丁玲的革命皈依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后,在当时的五四文坛影响颇为深刻,莎菲这个蜗居在北京公寓中的女性写作者与她本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人生经验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者的视角纷纷集中在丁玲本人作为写作者与小说文本中刻画的女性人物之间所隐含的种种耦合性上。鉴于此,以丁玲创作的外部环境因素为突破口探寻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层脉络。     

论丁玲的转向与阿赫玛托娃的坚守

论文以中、俄两国作家丁玲和阿赫玛托娃为例，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考察了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在相似的历史时期的人生选择与创作转向，折射出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接受的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并未成为他们自身与外部权威对抗的精神力量。在丁玲身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的趋向，即对权力的不断屈从、对个体自由的最终放弃。丁玲在创作中对个人主义立场自觉放弃，同时对集体话语方式逐步认同，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应当发挥的社会职能；而在俄国相似的集权时代，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着个人主义的立场，捍卫着人性的尊严。阿赫玛托娃以她的诗歌告诉世界，个体的合法性在于人性的不可抹煞。她对个人主义在集权时代的边缘立场的固守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所在。     

丁玲延安时期创作转向的多维原因

丁玲延安时期创作转向的原因是复杂的.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丁玲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将个人的命运和出路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革命实践重新铸造了作家的体魄、人格和精神,同时也解决了作家的创作困境.     

论左翼文学思潮对丁玲创作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丁玲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思想上经历了左翼文艺思想的孕育期、形成期和激进期,并沿着左翼文学思潮开创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创作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创作题材从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转向陌生的工农题材,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大的差别,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左翼文学思潮对丁玲创作转变的影响,奠定了丁玲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成就,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积极的影响。     

试论丁玲创作个性中的政治意识--纪念丁玲诞生100周年

探求丁玲创作个性中政治意识的形成、变化和发展 ,探求丁玲个性中政治意识的内涵、作用和得失 ,一方面可以更充分准确地认识、了解丁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另一方面便于后来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得更高 ,看得更远。     

丁玲晚期创作中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的纠结

晚年的丁玲,在高扬政治意识的同时,其女性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同时存在并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纠结,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丁玲晚年的心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纠结极大地影响了丁玲显性层面的创作和隐性层面的心理,成就了其独特的创作风貌.     

丁玲研究75年（1930—2004）的沉思——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75年来,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创作,而震惊了30年代的坛,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获奖而驰誉国际苑。可是在“反右’,风暴的浪涛里．丁玲竟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为令人齿寒的“复仇女神”,从而湮没了24年。新时期丁玲复出后,丁玲研究才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将丁玲研究由“拨乱反正”而逐步走向深入;1986年丁玲逝世后,研究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聚焦点上,去告别死去的丁玲,同时又去寻觅还活着的丁玲,让丁玲创作的“生命力”要在“承受过去．向着未来”的时代浪涛里,闪烁艺术美的火花。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试论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性别意识的淡化

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集中于对女性心理、情感欲望的大胆表现和女性命运的探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时代主流话语的转变，丁玲也不自觉地陷入“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创作的模式中，其作品中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日益突出，性别意识日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