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符号修辞

主持人话语:广义修辞学重视修辞研究的"三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和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表达者和接受者)。巴赫金批评的修辞观,是"书房技巧",大致类同"修辞技巧"或"修辞术"。了解西方修辞学学科背景、了解"新修辞学"研究状况的学者,通常不会固守"修辞术=修辞学"的观念;在公共阅读领域影响甚广、在跨学科视界中学术关注度甚高的著作,如罗兰·巴特《图像修辞》、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     

政治与政治修辞情境

在世界众多的学问中,政治学与修辞学可谓是两门最古老而又最年轻的学问,它们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而存在。政治修辞学是以政治交际活动中的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没有现成的理论与学科体系架构可以依傍,甚至连最基础的学术概念界定工作也要从头做起。本文讨论的就是政治修辞学中两个最基础的学术概念,一是东西方政治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基本概念"政治",二是政治修辞学最核心的概念"政治修辞情境"。     

本期话题:修辞学科学术观察与思考(一)

主持人语:修辞学科"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涉及修辞观、学科理念、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方法论、研究主体的执行力,以及学术生产的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和学术话题,本期推出的修辞学科观察与思考(一)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召唤。期待更为广泛的学术参与。《广义修辞学:研究的语言单位、方法和领域》阐明广义修辞学适应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本质、话语材料的性质以     

"流贯着越位之思的学术文本"--读张宗正先生《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

<理论修辞学>是一部充满"越位之思"的修辞理论著作.它立足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建构了一个新的修辞学理论架构,全书融入了作者的新思考、新观念、新见解;作者还对传统的内容从新的视角切入做了新的阐释.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创新著作,将会推动修辞学学科的发展.     

高群博士著《修辞论稿》出版

我校文学院高群博士的学术专著《修辞论稿》于2012年5月由黄山书社出版。 作为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观点的信奉者,作为修辞学研究立足学科本位同时超越学科本位的实践者,该书是作者对修辞学问题思考的呈现。其中,文学修辞研究是著者学术兴趣所在,“文学语言研究,是语言与文学两学科的连接点、生长点,文学语言研究呈现什么样的学术面貌？修辞研究如何介入文学语言研究的前沿领域？”这些疑问,吸引著者在修辞学研究转向的学术历程中,求索不止,发出自己的声音。     

宗廷虎先生修辞学研究述评

宗廷虎先生从事修辞学教学和研究近50年,在学术道路上长期潜心钻研、孜孜以求,取得学界公认的累累硕果.他的著作和文章内容涉及修辞学理论、修辞学研究方法、修辞学史、修辞现象研究、修辞应用实践等诸多领域,为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从"修辞理论的独特建树"、"修辞学史的巨大贡献"、"修辞实践的骄人成就"[3]三个方面对宗廷虎先生的修辞学研究作了一个轮廓性的概括和评述.     

文学修辞批评两种模式及学科思考

文学修辞批评的出场方式有两种,分别向两个学科辐射:文艺学界在修辞诗学中延伸,修辞学界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视域中展开.两种模式同中有异,各具特色,为文学批评和学科建设带来丰富的启示和深刻的思考.     

广义修辞学研究述论

在中国,广义修辞学经历了酝酿准备、过渡性探索等阶段后才脱颖而出,既吸取了域外隐喻研究等泛修辞观的理论资源,也得益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思想濡养,最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从修辞观来看,广义修辞学领域内可以分为"大修辞"、"广义修辞"和"复合修辞"三个类型。广义修辞学以修辞原理为标准来确定研究对象,并建构了"两个主体+三个层面"的研究范式。广义修辞学理论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因而具有足够的发展潜力。     

跨学科视野下的修辞研究——以2013年度CSSCI来源期刊为考察对象

2013年的修辞研究,多学科研究者加盟,突破语言学科定位,拓宽研究路径,走向了更广阔的研究地带。小同行修辞研究最大的亮点是运用全球视野,借助核心期刊平台,集中讨论修辞观、修辞学科理念、修辞学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大同行的修辞研究大多遵循传统研究路径,主要论述语法、语义的构成,增加修辞观察点,强调修辞效果。超同行修辞研究大多借助修辞理论研究本专业问题,修辞学视角,使得研究成果具有新意。跨学科视野下的修辞研究,更多表现为学术召唤意蕴,激发小同行自我突破,借鉴大同行、超同行成果为我所用,理想研究状态应该呈现"修辞学前沿,是其学科前沿;修辞学深度,是其学科深度"面貌。     

解析从跨学科的角度看语用学对现代修辞研究的影响

语用学以及修辞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是又有所不同的学科,尽管各自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但是都对言语交际有所涉猎。语用学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修辞学,反过来说,语用学尤其是语用学理论方面的发展,会对修辞学理论以及实践起到一定的丰富作用,推动修辞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因为语用学以及修辞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仍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现象。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说,由于西方语用学阐述了语言使用的规则以及基本原理的构思,所以现代修辞理论以及其研究方法均可以从其借鉴一二。本文主要说明了语用学研究的三个侧重点以及修辞学研究"人本主义"研究说明,然后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了对于现代修辞研究来说,西方语用学影响以及借鉴意义。     

汉字修辞可以构成修辞格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利用汉字的形体进行修辞不能构成修辞格,究其原因,实为人们囿于语言三要素理论的结果。从理论和人们的修辞实践来看,汉字修辞完全可以构成修辞格。     

修辞立诚的现代阐释──简评王希杰的得体性修辞原则

王希杰先生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提出后 ,在修辞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得体性原则是对我国传统修辞学的灵魂──“修辞立其诚”的精彩阐释 ,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是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整体把握。得体性原则具有修辞学上的普遍意义     

接受修辞：修辞学应当研究的领域——论宗廷虎李金苓的接受修辞研究

修辞学研究修辞现象、修辞活动,那么,理应既研究表达修辞,又要研究接受修辞。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修辞学理论系统建构中,明确提出接受修辞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这其中以宗廷虎和李金苓的成就最为突出,当前学界对此还少有专门性论述。他们不仅自己多年一直坚持研究,建构了包括“表达修辞学”和“理解修辞学”在内的修辞学框架,梳理了接受修辞研究的历史,提出了言语交际全过程的研究方法,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接受修辞学中尚待研究的众多问题,而且积极引导、支持其他研究者,为接受修辞学的持续发展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力量。接受修辞学将成为21世纪修辞学研究大有可为的领域。     

修辞的性别分野与女性修辞研究——评谢元春博士的《女性修辞研究》

＂修辞的性别分野＂就像人类自有语言以来便有修辞一样,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一直为语言学界特别是修辞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一直未予展开。谢元春博士《女性修辞研究》一书运用定量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并在理论上予以了阐释。这一研究成果既拓展了修辞学研究的视域,促进了修辞学研究的深入,也对人们的修辞实践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理论指导。     

修辞学批评：走出技巧论

走出技巧层面的修辞学批评,一是向修辞诗学延伸。二是向修辞哲学延伸。前者研究文本的修辞设计和诗学关联;后者从话语方式向人的存在方式提升,研究修辞如何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结论是：人创造了修辞,修辞也塑造着人。     

西方修辞学的历史沿革及其影响

文章以西方修辞学、言语交际学、新修辞学、对比修辞学为发展脉络,探讨了西方修辞学的语言学科性质、跨学科发展趋势。新修辞学派继承和发扬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并充分发挥其社会认知体裁观的最大优势,结合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把语言的修辞现象作为社会行为加以综合描述和阐述,并逐步成为现代修辞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为对比修辞学理论的构架和产生提供了可靠的背景条件。     

当代学者论离合

当代学者虽然未专门研究离合,但在汉字修辞研究中涉及到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学者对离合的认识:把汉字的离合与名词的离合区别开来;在析字的研究上,缩小了范围,突出了离合;把离合所概括的修辞现象区分为拆字、并字。但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大多数学者没有正确认识离合既包含“作者离、读者合”,也包含“作者合,读者离”,因此无论在定义还是在例句的分析上,都存在相互纠缠的现象。     

修辞的本质与功能——兼论修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拟从西方修辞学的角度探究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关于修辞学在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广泛而深刻的问题,它探索在建立和维护一个社会时修辞学的特殊功能,探讨人类是否依靠修辞创造和谐,达到一个理性社会所需要的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协作、最终取得同一性以及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本文将修辞置于社会结构关系和社会人际互动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社会心理认知、话语认知与修辞行为的动态共变关系,揭示修辞的规律与目的,探讨修辞的本质与功能.     

Durable Research,Portable Findings: Rhetorical Methods in Case Study Research

ABSTRACT

Case studies have been a central methodology employed by scholars working i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concerns have been raised about how cases are constructed and collected, and what they convey. The authors reflect on how rhetoricians of science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can – and do – construct a variety of case-based mixed-methods studies in ways that may make our research more portable and durable without undercutting the important and central role of case-based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