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区节日文化的建构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的传统节日传承为例

高校是重要的现代社区,但是过去整体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远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更是没有自己的民俗生活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遗保护的社区性是一个基本方针。华东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在发展人才培育与科研活动的同时,在校园社区开展了"传统节日文化校园传承"的实践,旨在建设高校社区的传统文化品格,推进非遗资源的高校社区传承。高校社区与城市社区交流互鉴,并与国内其他院校形成高校社区的联盟,构成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共同体。校园节日文化建设的主体由民俗学学科推进、学校管理者与师生共同主导,高校社区建设才会有成效。民俗学学科在推进校园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实现了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民俗学者成为文化的研究者与建构者,走向社会建设的第一线,走到人文社科的前列,就会改变边缘状态。     

民间生活与历史建筑保护:传统文化场所和克里奥罗人的林孔小屋

本文探究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建筑保护和民俗学的学科交叉点,并且详细说明了美国民俗学会下设民俗与历史建筑保护政策工作组的一项倡议。在美国历史建筑保护的政策和实践中,历史场所有资格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名录》是认定它的意义的一条黄金标准。向"国家名录"推荐某场所为"传统文化场所",意味着该场所的意义来源于其活态社区的文化实践。然而,近期关于扩大"传统文化场所"的运用的讨论常常将重心置于与民俗学者不一致的"传统群体"的定义上。为了更好呈现与文化实践密切结合的场所的多样化特点,上述工作组开启了一项试验性的项目,向"国家名录"提名位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的、以传统波多黎各音乐著称的一个波多黎各社区场所"克里奥罗人林孔小屋"为"传统文化场所"。根据对该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证明民俗学者为传统群体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定义,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民族志田野工作和民俗学方法论展开对传统文化场所的评估。     

超越“日常生活的启蒙”——关于“经验文化研究”的理解与批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领导的图宾根大学"路德维希-乌兰德-研究所"将民俗学转变为"经验文化研究",将民俗学家定位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一研究思路的转型与学科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在对德国民俗学学术遗产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前提下,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跟随时代与社会变迁的脉搏,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学科内外的对话,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发明与自我革新的结果。     

美国民俗学的三个分支

美国民俗学有学院派、公众民俗学和流行民俗三大分支或取向。学院派重视传统艺术,对过去的生活怀有浪漫的想法,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公众民俗学关注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社会的变化,在美国,从事公众民俗的人服务于政府部门的不同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在当代社会,许多传统的民俗被重新创造,成为流行的民俗,从事流行民俗的实践者或研究者的组织相对松散。     

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学问——现代日本民俗学的新动向

在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中,"20世纪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及其研究为起点的。有关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之学术动向的探讨,也是为了进一步探寻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术语。以往的民俗学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民俗",而将"人"看做"民俗"的载体或"信息来源"。为了摆脱这样的对"人"的观点,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在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面向"人"的民俗学,从而使民俗学成为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生活经验的学问。民俗学研究不该只将"民俗"局限于与传统、传承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而是应该通过"民俗"探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之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以理解普通人"当下的日常"为目的的面向"人"的民俗学,实则是"回归"民俗学学科本质属性的一种尝试。     

城市化过程中的民俗学田野作业

城市化过程要求民俗学改变以往一味寻找和保护传统民俗的习惯,根据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城市化的结果并不只是城市的扩张和村庄的减少,而是城乡关系的重新建构,这使得城市和乡村中人们的日常劳作模式、休闲模式、交往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生的社会群体和边缘生活文化现象;同时也促成了可以称作"村庄记忆"和"城市记忆"的全民性文化实践。所有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民俗学研究将大有可为,而且可以在参与文化发展实践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有关这些文化变化的调查、研究和参与过程中,民俗学正在反思和重树自身的学术理念、问题与方法。民俗学将进一步把田野作业作为文化对话的过程,把民俗志作为交流生活感受的文化媒介;还将强化身体文化的视角,以应对高科技发展对于人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的巨大影响。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

日本民俗学本来把自身规定为研究当下之学,但在今天却疏离了"近代"。其原因在于战后的"民俗学"把"民俗"当做客观材料来看待,视"民俗"为研究对象,致力于通过提高材料的精确性、客观性,尝试把民俗学科学化。这种取向与柳田国男追求的民俗学并不相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不是研究"民俗",而是一门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今天的民俗学应该回到柳田国男倡导的民俗学,从"当下的日常"中确立自身的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俗学作为——基于石宝山歌会的田野调查

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关于外来词"Folklore"核心理念的理解与论争中确立起"民"与"俗"的学科研究宗旨,奠定了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宝山歌会的田野调查中,歌会滥觞的差异表述提示了民俗主体与遗产主体并非简单对等;差异实践的朝山节俗更是表明:民俗民间节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民俗学的细致田野,是确定遗产主体、遗产内容及遗产活态传承等的关键。基于石宝山歌会的个案田野,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的民俗学学科作为。     

以“日常生活”为方法的民俗学研究——“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论坛综述

<正>经典民俗学以具有历史传统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并以"民俗"为方法,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话之中。现代以来,在建构、发明民族国家传统、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民俗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用。近20年来,以吕微、高丙中、户晓辉、周星、王杰文、周福岩等为代表的数位中国民俗学者,一直思考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范式现代转型问题,期望在对象、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其中吕微、户晓辉提出的"实践民俗学"主张,具有代表性。由于他们     

公共图书馆参与民俗文化传承保护研究——基于文化传承视角

时代的发展使得民俗传承途径发生变迁.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公共图书馆要参与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就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馆藏民俗文献入手开展民俗文献数字化和民俗资源共建共享,同时要与博物馆、档案馆、民俗学研究机构、民俗团体合作,进行民俗调查和民众访谈,并利用公共图书馆的Web2.0互动平台向用户征集民俗资料、传播民俗文化.     

应当重视民俗文物的征集和研究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山于民族的不同,地域的差别,以及历史条件等种种原因,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千差万别的社会风俗习惯。这就是民俗。研究民间传统风俗习惯的科学,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     

论民俗学的地方性概念及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再认识

“地方性”是北美民俗学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概念,贯穿了其历史全过程。“历史-地理”学派、区域民俗、城市民俗,以及跨境/跨文化的民俗传播和虚拟社区中的民间话语呈现等,便是“地方性”问题的具体表征。通过对北美民俗学界有关“地方性”问题的知识学梳理,将启迪中国民俗学界进一步认识当代语境下“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并以此理解“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非遗保护相关政策与实践。     

美国民间生活中心(AFC)的民俗档案实践与经验探讨

美国民间生活中心(American Folklife Center)是美国最大的民俗档案馆,该中心以展示和收集美国民间生活文化为主要目的,藏品涵盖民间音乐、口头叙事、民间舞蹈、物质民俗、社区生活与庆典仪式及口述史等类型的丰富多样的民俗资料。民间生活中心为学术研究,特别是民俗学研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田野资料,它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展示、教育培训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历史及管理经验对于中国的民俗档案实践和研究工作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民俗遗产在法国:学术概念与政府工作

本文重在介绍法国民俗学界与政府管理框架内的"民俗遗产"(Patrimoine ethnologique)概念,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产生于二战后法国民俗学与人类学大转型的历史背景,最终成为影响政府工作与公共政策的社会行动概念。1980年,法国文化部遗产局下成立了民俗遗产代表处,旨在保护和传承所有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民俗事象。2003年,法国加入了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文化与交流部进行了一次内部重组,民俗遗产代表处改名为民俗代表处,并与其他职能部门一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并在这一工作中居于核心位置,承担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推广与具体实施,也资助大量法国民俗学的学术项目。通过这一概念的实践,法国民俗学已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叙述自我——关于民俗学的“自反性”

日本的民俗学者过去比较注重搜集村落的地方知识。对他们而言,理想的村落传承者需要"沉默慎重",不可强调个人观点。笔者认为该认识缺乏对他者生命的想象,因此有必要将民俗学的研究方向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学科转向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访谈对象的自我叙述是最重要的研究素材。生活经验的叙述不仅是事实的罗列,而是通过叙述排列事件,并通过赋予事件意义建构"事实"。以往的民俗学不重视个体的主观经验,只关注对"民俗"形成的叙述。这种研究取向忽略了个体经验的多样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自我的叙述产生出"自我"本身。而自我叙述也是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拥有的一种自发行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访谈对象的生活经历全貌,包括他们的主观解释。民俗学的"口述"研究不再限于民间文学领域,也开始进入到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叙述领域。     

美国亚裔民俗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通过回顾美国民俗学界有关亚裔民俗研究的历史,追溯亚裔在美国民俗生活中的角色,指出目前面对的挑战,并提出新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作为《美国民俗学刊》一百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亚裔民俗专刊的开篇,本文也界定了亚裔民俗以及与美国民俗的关系等问题。特别提倡了民俗认同的概念,藉此呼吁民俗学研究从以"民族"为前提转向以"民俗"为前提的学术范式转换。     

民俗认同是日常生活与人文研究的核心

文章界定了"民俗认同"概念,对民俗学发展史进行了反思,反对在民俗研究中使用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概念,并指出民俗学者应该,也能够结合最新的生命科学的发现和社会现实,改变学术导向,摆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一次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     

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

如今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脱离社会缺少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民俗学必须自我反思,提高学科独立性与理论自主性,把民俗定位为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文化资源和为精英创造民众认同的文化精华,让民俗学在国家与地域认同,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促进以及地方风俗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开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民俗学转型的重要举措。而支撑这种开拓的理论资源,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民俗思想和实践中获取。民俗学的中国话语可以开放地、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这样中国民俗学可以对于世界民俗学起到拯救和引领的作用。     

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美国学者凯瑟琳·扬虽然提出了"身体民俗"的概念,但并未对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建构。中国古代典籍中富含身体民俗的记录与书写资料,早期的中国民俗学者江绍原、黄石等曾利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身体民俗的研究,当代民俗学者刘铁梁、彭牧等又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从对民俗主体的关注出发,提出了民俗学乃身体感受之学等理论观点,为身体民俗学这一学科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研究与身体相关的民俗事象并关注身体参与民俗文化建构过程的学科领域,身体民俗学特别注重田野调查过程中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参与、身体经验和身体感受。除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常用方法之外,个人叙事和虚拟民族志对于身体民俗研究而言也是极为有效的研究方法。     

民俗的批判与批判民俗学——葛兰西论民俗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对民俗和民俗学有过深刻的论述。葛兰西认为,民俗是一种需要进行提升的民众世界观,民俗学的任务是鉴别和批判民众世界观中落后的内容。进而,在其实践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葛兰西的民俗(学)观的分为了三个层面:作为"自发哲学"起点的民俗、以一种世界观为批判对象的民俗学以及民俗学教育在"文化霸权"斗争中的重要性。葛兰西的民俗观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民俗学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并为当下的民俗学带来了启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