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反腐影视剧的主流叙事模式及其所突显的清官文化精神

现实题材反腐影视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后,其主流叙事模式表现为清官反腐。最终说明的是惩治腐败要靠公正廉洁的党和国家干部。这些党和国家的干部具有我国古代传统清官公正廉洁的典型品格．因而该类影视剧蕴含着浓厚的清官文化精神。这种有着古老传统的清官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是我国现行政治法律生活的真实演绎,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内圣情结”的合理演绎,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老百姓“清官梦”的集体无意识延伸。     

略论包拯与中国的清官文化

包公是中国清官文化的符号。清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清官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封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     

清官思想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

“清官”是中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地关注，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可谓见仁见智。此文主要从清官的基本价值追求及其施政方针当代中国民族后政治的施政方针及其施政方式、方法两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古代阶级社会的“清官”，还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优秀执政者，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为政者的优秀品质。所以，在当夸我们应该对清官的优秀品质加以批判继承，而不能一棍子打死。     

略论唐律中的贪贿

我国古代社会各朝统治者均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其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律作为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尤其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本文从一类犯罪入手,对唐樟中有关官吏贪贿犯罪进行了详尽的解析和阐释。     

反思与祛魅:当代反腐败"情结"重构

“清官情结”作为君主与人治情怀的浓缩在民众心目中依然挥之不去。但以现代社会理念来看,“清官”时代早已过去,“清官情结”早已不合时宜。“民主情结”是民主与法治理念的精髓,建构“民主情结”就是依靠人民自己,坚持依法反腐和奉行权力制约,这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清官情结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走向

在当前中国，干部以当清官为信念，民众以盼望清官为自己的憧憬，这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清官意识的流行，既有其历史背景，也有现今的社会政治原因。认真分析清官情结，汲取其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复合共和制对利维坦式主权概念的解构

布丹、霍布斯、卢梭等人的主权理论都只承认一个单一的最高权力, 一个没有限制和边界的主权权威, 这在事实上构成对所谓臣民或公民的绝对统治的权威, 它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复合共和制对于权威的设计体现了一种分立、制约的权威状态, 摧毁了主权的单一、无上的神话, 使得自由和社会基本正义可以获得政治、法律上的最大的保障! 而这种保障是相对的, 它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撑; 同样的这种多中心的权威格局也给社会协作带来困难和挑战。     

宗教文化与法治秩序——兼论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宗教因素

法律与宗教在历史上曾经交织在一起,而宗教观念总是制约着法律,并在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随着近代政教分离制度的广泛确立,宗教的传统影响力随之式微,法治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但宗教作为人类社会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而仍具有特定的现实存在空间.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宗教文化一直具有深刻影响,因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中,需要在理论上厘清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进而在实践中促进法律与宗教的良性互动.     

浅论行政法治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应当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当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发生冲突时,应当否定个人权威而遵循法律的权威。因此,法治与强调个人权威至上的人治是根本对立的。法治,作为民主国家应当实行的基本政治原则,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公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法治理论的积极意义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肯定。     

圣君清官:经济宿命、政治理想与文化隐喻

以"性善论"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滋生圣君清官观念的土壤,中国成熟的农业文明则维持着以"为民作主"为自我标榜的圣君清官文化氛围。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承续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深层机制,权力的人格化与人治的普遍化都表征着圣君清官观念的顽强生命力,这种深入社会心理的思想意识隐喻了现代政治文明构建的艰难。     

对传统德治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德治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古代政治的演进历程，其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传统德治主义强烈的阶级色彩，限制甚至阻碍了法治的发育，具有明显的弊端。根据制度设计建立在人性认识基础上的理论，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不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更应在经过对传统德治主义的批判之后，充分吸收、继承中国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治国过程中发挥着异形互补的作用，以德治国就是依靠人类道德规范和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性治理国家，道德的引导性，防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可以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则往往是把人类道德规范外在化和强制化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德主法辅的治国方针源远流长，而西方历史上的法治思想则十分突出，现代中国政治的症结不仅是缺乏法治，而且是道德与法律两重因素的共同缺失，因此，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克服唯法主义的偏向，提倡讲求道德与遵从法律的统一。     

中国法治面对的三重矛盾

中国法治面对着三大矛盾：法治是必然选择．但其现实基础薄弱；法治起源于移民社会，中国的现实是本土社会：司法独立的趋势中，法官素质不敷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优秀传统和伟大实践，解决这类矛盾，是推进法治的必由之路。     

制度生产力与法治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运用分析的方法揭示和描述法治的内涵和功能。运用综合的方法，从制度生产力理论的角度，研究法治的制度生产力，并提出完善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思路。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农村社区礼法兼治的历史思考

本依据古代献和历史遗物，通过对明代泉州农村社区的历史考察，指出封建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     

法制现代化与公民伦理

公民伦理作为现代法治的伦理基础,在独立主体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契约精神、社会正义精神以及市俗伦理精神诸方面为法制现代化提供价值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的支持与引导。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宪政不足以及传统宗法伦理的消极影响严重制约我国公民伦理的发育,使得法制现代化深层乏力。实现法制现代化,须致力于培育公民社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以法治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实现公民道德和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不同影响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思想巨匠,而二者对人性观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促使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促使中西方法治发展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以孔子与亚氏的不同人性观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两位先哲不同的法治观及由此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产生的不同影响,可明晰中西方法治发展之异的思想根基。     

无讼思想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影响

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这必须重视借鉴传统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高校招生考试法治论纲

法治招考意味着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领域的一系列思想变革和行为模式改变,不是简单地"加大招生考试立法的力度"可以概括的。高校招生考试法治的基本内容离不开各个主体以及社会的参与,其基本问题是在高校招生考试领域,如何实现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当前法治招考的现实要求则是建立新的《高校招生考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