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悲歌——契诃夫与现代中国的“小人物”形象

史涅格尔在提到“契诃夫的作品给中国作家揭示了创作的新途径和另外一些可能性”的时候,特别指出“譬如中国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描写的问题”。中国现代作家在契诃夫等域外文学的启迪下,已经把“小人物”作为人类生存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异己力量对“小人物”的精神摧残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主题变迁

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自鲁迅以来,一直到世纪末的新写实主义作家,在其浩浩荡荡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农村生活,反映农民的生活,他们的创作活动大多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坛半数以上的作家都可以归入“乡土文学”作家的行列,而他们的作品又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因此“乡土文学”可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主干。从“五.四”时期的为人生和反帝反封建到八、九十年代的回到生存本身,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主题发生了多重变迁,对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主题变迁作了系统的梳理。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一评“二王之争”

青年学者王彬彬,在1994年第6期《文艺争鸣》上发表了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一篇短文.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难以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文章说,“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     

大地丰收的生与死--赛珍珠《大地》与叶紫《丰收》中"土地"意象的原型探究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凭借《大地》三部曲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叶紫也因《丰收》确立了其在“中国乡土小说”界的地位。两位作家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民生存、土地价值等方面却有着一致的精神观照。他们作品中的“土地”意象蕴涵着“死亡与再生”的原型主题，这一主题是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这对于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研究十分有益。     

以心为师,笔随意走——从爱国诗词观两宋文人士大夫心态

在两宋诗词作品中,作家们以“心”为师,抒写精诚的爱国情致,鼓舞了一代代的文人士大夫为救国图存前仆后继,为两宋社会生存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以诗词作品来观照作家心理,其“心”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和责任意识,是对儒家“内圣外王”哲学的坚守.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

中国近代作家获取日本学经验的自觉努力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专注于异域。学经验”的“革命”却付出了规避生存实感的沉重代价，于是，在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热烈场景之中，中国小说艺术本身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一学史的重要事实提示我们应当重新估价生存“体验”之于中国现代学发生的意义。     

精神的消解——新写实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的探讨

“新写实小说”作家们不是自觉结盟的创作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中国作家的心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商业化进程高速推进，社会风尚转向了实用化与世俗化，新写实作家们对他们一向承担的启蒙、引导事业感到了迷惑，于是把眼光落在了在庸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他们在貌似零度情感的叙事中表述了他们的生存哲学。他们的新的“写实主义”是作家们对“小人物”式的自我身份的体认。对这种创作心态作深入研究可发现它与中国当代作家的两种特质有关：良知的并不坚定和理性的匮乏。     

温暖灵魂的神圣之光——“宗教情怀”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仔细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许多作品中都浸润着一种“宗教情怀”,它是一种更为深厚、普遍的人生终极关怀,它可帮助人们重新回归理性自我并获得生命的热望,直面生存困境,完成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同时,“宗教情怀”对于人们重新解读一些作家、作品或思考创作和鉴赏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都给予了丰富的启示.     

史铁生:寻找救赎与走向"过程"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作为“思想型作家”史铁生的意义显然是别的作家担当不了的。他从沉重的残疾肉身开始，在宗教神性光芒的照耀下，勘悟人生真相，追问生命终极意义，寻找灵魂救赎之路，视“过程”为“圆满”。在世纪转型时期，史铁生的存在促使我们返观：我们的生存方式中究竟缺少了什么？为什么会缺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巨型文本"与"微型叙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

在新时期的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是一种崭新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儿童视角在作家进行历史想像与历史书写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非群体、非社会化的极具个性化的限知视角是叙述载体的“弱化”和作家叙事策略上的有意“撤退”，在叙述家族、文革等历史时，儿童视角常造成一些未经阐释的“有意味的空白”，常以叙述之轻表达生存之重，是作家历史叙事中的另一类叙述法。     

穿越时空交错的乡土--浅谈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的三重困境

中国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因其时代的复杂和历史的积淀以及五四“个人”的发现而变得沉甸甸,明显地注入了作者对现实苦难的体验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乡土作家们通过在乡土文学中呈现的“生存挑战”、“理想失落”及“理想质疑”三层困境,表现了他们在文化囹圄中挣扎和纠结着的乡土情结.     

曹文轩获2016“国际安徒生奖”

4月4日,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正式揭晓,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奖.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荣获该奖项. “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曹文轩此番获奖,让中国儿童文学登上了世界顶尖舞台.     

“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

19世纪90年代,“电戏”传入中国.1897年9月5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电影评论”文章.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片断,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主要与通俗作家合作编剧,拍摄一些中国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默片”,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电影的教化作用.1931年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进步的新剧艺工作者与通俗作家通力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9&;#183;18”、“1&;#183;28”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促使我国的电影事业在国难声中很快步入了一个左翼电影主潮期.     

忧患与无奈: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创作心理

贾平凹说“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的长篇小说无不体现着这一创作思想.他的首部长篇《浮躁》以政治和社会为视角,对改革开放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作了整体的评判,然而作家因对所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无奈而致困惑,因而在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改从文化视角上寻找新的切入点,《白夜》、《土门》、《高老庄》即体现了作家以“文化批判意识”为核心的创作心理和文化探索精神.尽管作家的种种文化探索仍不免流于无奈,但他执着的艺术探索精神却十分可贵.     

方方新世纪小说的叙事变化

方方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优秀小说家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方曾以世俗立场“原生态”地描写普通百姓粗鄙化的生存现状,以及僵化庸俗的现实对人的愚弄、迫压和异化而享誉文坛,成为“新写实”派代表性作家。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方方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体现为叙事的变化,即从描写入的生存困境和人性异化到表现“人的生存命运”、“人性之困”和“人道主义”等思想内容。     

论新写实小说的世俗化人物形象

当新时期文学以其迅猛而不可遏止之势发展到了1987年前后的时候,敏锐的读者便会觉察到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大不同于以往的创作倾向:这就是文学日益走向了世俗化。许多作家似乎都对自己的审美意识作过从宏观到微观的调整,从以往注重表现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层面转向芸芸众生的世俗生存的层面,“世俗”之实日益取代“理想”之境,“本真生存”也一天天地替代着“幻想浪漫”。这种世俗化倾向的主要表现就是一些被人称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作品。这种小说的“新”正在于它的作家是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全力反映人们的世俗生存,抒发人们的世俗情感,展示他们的世俗精神境界的。     

"指挥棒"指向何方

高考、中考“指挥棒”左右着教育事业,左右着数以亿计青少年的生存状况,这是中国当前社会的现状,也是不争的事实。“指挥棒”在十九世纪末,逐渐成为我国教育选拔人才的传统制度,因为它的公开公平性,已经被广大群众认可。可是近二十多年来,特别进入21世纪,举国上下却对高、中考“指挥棒”痛加指责,一些教育专家、学者也万炮齐轰“指挥棒”。甚至有人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再现——后新时期小说浅议

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涌现出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苏童、范小青、毕淑敏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他们写出了很多引人注目的佳作,以一种令人熟悉而又陌生,朴拙而又新奇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野,为沉寂一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生机.他们的作品继承各家之长,“显示了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现实、人生、审美意识多方位的包容、融合、化解与超越.”他们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早期的革命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文革”时期的伪现实主义,表现出全新的面貌.”他们既写现实的人与事,也抒历史的情与景,更加果敢地直视渗淡的人生,逼近人生的生存状态.”因此,这些作家曾被称为“新写实”.由于他们的作品更贴近生活,逼近人的生存状态,所以,他们的作品从很大的程度上生动地再现了人的社会化过程.揭示出家庭、亲情、教育机构以及各种社会群体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浅析20世纪30年代初期男性作家的女性观——以小说创作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爱世界都处于一种悲观低调的态势之中，即生存上是“无位置”的，情爱上是“残缺”的．一批敏锐正直的男性作家认识到了上述现实，并以小说的方式反映了这一问题．     

真善美的孜孜追求——评《美妙的夜空》兼谈新时期现实主义

谢璞的短篇小说集《美妙的夜空》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抒情性与深刻的社会性,体现了作家在审美创造过程中所渗透的社会责任感与对真善美的孜孜追求. 真善美七十代末登上中国当时的审美最高层。中国新时期文学因此赢得第一个高度发展的黄金时段.任何一种事物存在于它特定的环境,桔过淮而为枳,是也.中国文学的振兴与发展,只有在本民族的土壤上,在真善美的追求中才能实现,栽种在别国或“真空”中,都是不行的. 一些作家抛弃了真善美,而采用西方式的审美;另一些作家则继续沿着以前那条路挺进,谢璞遵循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以创造和讴歌真善美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