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桃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与乡土文化变迁的困惑

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已经显示出旺盛的生机。湖北省荆州古城西郊十公里外的桃花村,乡村旅游开展得红红火火,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致富村。乡村旅游给桃花村的"乡土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乡土文化前所未有的变迁,他们面临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与乡土文化变迁的重大困惑。     

文化旅游景区中民族婚礼展演的舞台互动与经济向度

文化旅游景区中普遍存在的婚礼展演是民族传统婚俗际遇文化经济的现代建构,而婚礼展演舞台行为的意义互动与社会象征则是婚礼文化经济化的基础。其以生活真实的艺术生产形式,体现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商品经济属性。作为一种旅游文化商品,婚礼展演的经济伦理基点在于提高了少数民族的生存能力,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生活质量,丰富了文化旅游商品种类。     

仪式展演与认同传播网络——以古永傈僳族刀杆节为例

在云南腾冲古永傈僳人的生活中,各类仪式非常丰富,构成了其生命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方面。"刀杆节"作为一种仪式展演和传播网络的节点,对于不同层次的族群认同建构、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族旅游仪式展演及其市场化运作的思考——以云南德宏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为例

节日,特别是带有民族宗教的节日,往往通过仪式的表演来体现其文化内涵。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载体。在旅游开发中,民族节日中的仪式展演是旅游者所青睐的旅游对象,往往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被开发。＂目瑙纵歌＂节作为景颇族最隆重的节日,其仪式展演包含了景颇族众多的文化元素,为了使＂目瑙纵歌＂节更好地体现其文化内涵,满足旅游者体验的需求,同时避免节日文化在市场化过程中失色,有必要了解该节日的文化特质,并提出市场化运作的思考和建议,赋予该节日以经济的属性,从而使该节日文化在旅游环境下得到传承与保护。同时也可以对类似民族节日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与借鉴。     

仪式与展演:承载赣南客家文化的两类场域

江西省赣南客家聚居区保存着种类繁多的礼俗仪式,这些仪式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特征;近年,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下,一种为国家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运应而生,并在形式上重现了村落中的民俗礼仪。以宁都翠微之春文化艺术节为例,通过文化事项在仪式与展演两类场域的比较,阐明赣南客家文化在仪式与展演的相互转换中,逐步实现自身的传承和延续。     

在旅游仪式展演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类学视野中的黔东南郎德苗寨民族歌舞传承

黔东南郎德苗寨作为民族文化的旅游景点,在旅游仪式展演中以民族歌舞迎客娱人,将宏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微观的具体操作两相结合,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     

村落语境中的仪式展演与文化认同——以赣南寻乌县南桥村客家“迎故事”活动为例

"迎故事"作为南桥村代表性文化,是该村重要的民俗活动。在长期且反复的仪式展演过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为某种形式的村落记忆,表达出南桥民众的思想情感与文化认同观念,并最终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标志性文化,在村落内外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从整体上来说,这一习俗的产生与发展又是与南桥村所处的整个村落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     

论乡村旅游中社区参与的文化调适——基于湘西德夯苗寨的研究

德夯苗寨的个案表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难以操作主要是乡村旅游中各层面的文化冲突,通过更新传统观念、发展民族教育、寻找原生态文化与舞台展演的平衡点等文化调适的方式,有可能让乡村旅游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文化调适的方式入手,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有望从理论层面走向具体操作的可能性。     

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

族群的核心符号体系以生死关怀为元话语,即"话语的话语";这种元话语典型地表现在作为人生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仪式中。苗族文化体系中的丧葬仪式深度反映人与神、生与死、先祖与后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丧仪展演把苗族社会的灵魂观念和社会活动勾连起来;灵魂观念既为社会活动提供指导,自身也在这个社会活动中得到创造性的复制。文章拟通过对西江丧仪的展演过程、丧俗禁忌、符号象征等进行历时性分析,透视西江苗族社会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核心符号,同时也在器用上"与时俱进",实现了"原生论"与"工具论"的"二元和谐"。     

论“仙婆”在当地中的文化隐喻——以广西平南县官成新新村为例

在民间信仰中,"仙婆"作为巫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于我国汉族乡村民间,广泛而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平南官成"仙婆"法事的主要仪式有"仙婆""问米"仪式、"仙婆"庙会祈愿还愿仪式、"仙婆"送鬼招魂仪式。"仙婆"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传承了中国传统的巫文化,加深了当地人对善恶观念的认识和对祖先观念的认识。     

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的造物文化“再传承”

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是中国传统造物实践和审美理念的重要表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中国传统模型制作技艺在唐宋时期已有高水平发展,清代“样式雷”的“烫样”模型更是达到“空前之作”的技艺高度。从“精益求精”的匠技实践、“传统礼制”的象征表达、“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三个文化层面对技艺进行解读,提出符合新时代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适应性创造”的“再传承”理念。探索模型制作技艺在当代传承与发展中的更多可能性,在审美范式上对其加以提升,从而树立新时代造物思想和美的“范式”。     

农村幼儿园教师文化生活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以微观史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福建省13名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对我国1950年以来农村幼儿园教师文化生活的追踪与梳理可以发现,个案教师的职前教育生活经历了从比较正规的简易师范到“一直劳动”的初级幼师、初中再到“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的职高幼师、中大专幼师的变化,当前公办教师多为科班出身,民办教师多是跨行从业者。就教学生活来说,个案教师从来没有间断过“小学化”的分科教学,不过其活动组织在朝着更具整合性的方向发展,教学形式也更具童趣,尤其是公办教师的教学生活日渐多元化,“领域”“主题”“区域”三类活动并重。个案教师的职后培训最初主要是速成式的园本培训或社队培训,而后有了中等教师教育机构组织的“转正”“三科”“民师班”等培训,进入21世纪,国家各级教研机构与高等师范院校分工合作,提供了更为正规和系统化的职后培训,不过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的参训级别差异也越来越大。个案教师的休闲文化生活经历了从集体加班备课、参加文艺宣传活动到个人“看书读报”再到“自娱自乐”的晚会以及以网络为载体的个性化文化娱乐的变化,同时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的休闲活动也有了很大差异。就教师主观标准与感受来说,老教师始终以工作为重,年轻教师追求有品质的生活,民办教师的主观满意度高于公办教师。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文化生活变迁是国家相关政策、地方文化、教师个人交际圈与个体特质等因素多维互动的结果。今后应关注农村幼儿园教师作为“整体人”的文化生活需要,缩小农村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的文化生活差距,选拔和培养具有合适心理特质的农村幼儿园教师。     

“好地方”扬州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荣膺“三都”桂冠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农业资源富饶、人文底蕴深厚,对于乡村文化建设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以扬州地区部分乡镇的文化建设现状为依据,分析当地乡村文化的发展现状,并找寻问题、探析原因。建议通过加快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健全优化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等策略,推进当地乡村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价值、结构及培养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是指民族地区乡村教师为适应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独特对象、独特文化背景和独特目标实现的特殊性要求所具备的除一般素养外的素养。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亦是其从事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所需要的内在禀赋与外在行为的融合。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对于促进乡村少年儿童成长及发展、教师专业提升与知识资本养成、乡村教育质量提升及内涵式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为适应民族地区文化多元及教育需求多样等特征,民族地区乡村教师之特殊素养需要树立"本土化"培养立场,具体实践路径包括:构建本土课程体系目标、将本土文化融入课程、丰富本土课程资源、拓展课程本土实践形式、开展本土教育情怀实践体验活动。     

“寒门贵子”的选择:精英高校中的文化再生产与抵制行为

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场所,更是文化生产和社会洞察的重要领地。本研究通过“大质小量”的混合研究范式,对1013名农村籍大学生进行五段式分层随机抽样,采用了为期两年的追踪调查记录了18名“寒门贵子”在精英校园中的适应策略及其从学生走向教师身份的转变历程。研究发现:面对精英高校内“大文化”的专断性,“学业”所蕴含的公正感与价值感不断受到冲击,“贵子”在自身生活经验与支配结构的互动中,围绕乡土“本分”的伦理可能性空间进行着更多面向的文化生产。当“贵子”成长为教师后,承担起了文化再生产的“转播屏”功能,其生存伦理亦由“道义”步入“理性”的惊险一跃,“本分”又一次通过社会继替间的教化性权力汇入学校的意识形态。     

东江地区日常礼俗及其与东江文化的关系

东江地区日常礼俗主要通过婚姻礼俗、节日礼俗、丧葬礼俗表现。这些日常礼俗呈现出三大特点,即客家礼俗为主导的农耕性、传统落后性与现代性并存、多元性与特色性兼容。特色鲜明的东江日常礼俗又与东江文化密切相关。它不但是传承与发展东江文化的重要媒介,反映东江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东江文化变迁的外在表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岳阳经济发展对策之我见

岳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坚持贯彻“主题”、“主线”;紧扣“产业兴旺”目标;突出四个加快,即加快发展以文化旅游和航运物流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以传统产业提升和新兴产业发展为重点的现代工业,加快推进以构建新型经营体系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加快推进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巨大成就背后的治理经验值得认真进行总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将党的乡村治理经验提升为理论并转化为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包含“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坚持群众史观和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演变的“变中的不变”,这种“变中的不变”同时又包含“不变中的变”,即党的领导的乡村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从哲学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逻辑进行系统总结,可以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文化襁褓：屯堡民俗教育与村民的精神成长——以普定县号营村为个案

对典型屯堡村寨号营村展开扎实的田野调查,将聚焦的目标集中在乡村教育特别是民俗教育的主题上。通过号营村民俗教育的结构性呈现和分析,借鉴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襁褓”的说法,认为屯堡民俗教育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人的精神成长的“文化襁褓”。以此为前提又做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村落社区的公共知识、公共活动、公众空间、乡村社群四个相关互联的要素共同支撑起了“文化襁褓”这一概念,这对于当下的乡村教育,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亦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发达地区乡村教师精准培训路径——以宁波市为例

完善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制度作为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乡村教师培训方面仍存在“城市化”“粗放化”“低效化”的倾向,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乡村教师参训的热情和培训的质量。有鉴于此,文章结合宁波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具体实施意见和做法,基于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特点提出“直线前行式”“弯道超越式”“专家提携跨越式”“授之以渔式”“借力驻点式”等五条培训路径,最终实现对乡村教师“精准培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