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抗与对话

面对帝制的复辟和社会的腐败黑暗,新文化派开出的药方是全盘学习西方的新文化,并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地推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后,另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文化派追求新文化的方式进行了反思,形成了学衡派。两派的思想路径有着很大的区别,对抗不断。但是思想的来源都深深地植根于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而且都有着追求新文化的旨趣和努力,两派的对抗与对话有着清晰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理路。     

论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中国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激进反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与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面前,通过<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阵地,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他们对中西文化抱有宽容的心态,企求创造出以中国传统为本,融汇西方精髓的新文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三派互动、多元发展,积极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归宿.     

在“新”与“旧”之间走自己的路——论周瘦鹃其人

周瘦鹃历来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一员,在现代作家中属通俗阵营,少被文学史关注。中国传统文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无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道路,有人跨步进入新文化阵营,有人仍然留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圈。周瘦鹃在二者之间走出了属于他的实践之路,他集创作、翻译、编辑、园艺等于一身,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艰难跋涉之路。回顾他的一生,我们重新解读其人,以期寻找文人的精神与实践道路。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伦理信仰之争

20世纪初期,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在建构伦理信仰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一,新文化派彻底否定宗教及其于伦理的终极依据和信仰支持,学衡派则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宗教及其与伦理的关系;其二,新文化派否定宗教,却无法否定伦理精神的信仰特质,学衡派亦特别强调伦理精神的宗教情怀;其三,新文化派的伦理信仰是自由,后又被科学所取代,但科学真理并不能安顿生命和实现精神超越,学衡派对此有深刻的批判,并提倡至善的伦理信仰,然而不正视科学真理及其自由精神,也难以建立合理的伦理信仰。反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伦理信仰的论争,对于重构当下的伦理信仰大有裨益。     

社会实践是青年知识分子社会化的必由之路

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并且在改造自我的同时改造社会,完成从"主观自我"到"客观自我"的转化,这是一个能动的实践过程.社会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青年知识分子认知社会的基本路径,又是青年知识分子融入社会的必然选择,更是青年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主要渠道.     

现代文学中的自我罪感——重读《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表现了狂人一种近乎绝望的自我罪感 ,从而揭示出 2 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富特征的情感 ,标示着中国文明史上一个罪感时代的到来。“狂人”的自我罪感在建设新文化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     

“文艺大众化”运动反思札记

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高潮，大众化运动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划开了界限，否定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批判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通过改变自我以适应大众的主张，它以大众喜闻乐见为艺术的评判标准，以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大众热情为艺术指归，完全颠倒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文明发展中的关系，最后终于使文学陷入迷途，使知识分子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而这一过程是一个从主动到被动，从自我迷失到被迫归顺的过程。     

“学衡派”与新文化倡导者的异中之同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学衡派”被人们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随着80年代以来文化反思活动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更加审慎、严肃的态度对“学衡派”与新文化倡导者之间复杂关系进行考察。《学衡》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文化建设道路的重要一环 ,对它的重新审视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也有助于重建历史的真实     

世界语境下文化的选择与分野——论胡适与梅光迪之分合

本文通过胡适与梅光迪交往的史料梳理,探讨与新文化阵营论争中"学衡"派产生的历史渊源.旨意是还原一些历史真相,并说明,这场论争在胡适看来其实早已开始并结束.这场论争从一定程度说,是在全球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建设与发展不同观念和价值追求的体现,只是"学衡"派的文化理想最终并没有构成现代文化实践的主流.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对“家”的控诉与传统文化的解构——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文化取向（一）

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家族小说通过对“家”的控诉，传达出创作者的文化价值判断，与近现代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形成互动。     

宋代江西乡村私学与地方社会述评——以地方知识阶层的参与为视角

宋代统治者重教兴文,印刷术普及等是宋代江西乡村私学兴起的外部环境;江右经济飞速发展,民间知识阶层渐起并参与地方事务乃其内部动因。地方知识阶层,以不同的教育形式广泛参与乡村私学,以此作为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乡村私学的发展对两宋江西地方社会确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地方知识阶层个体素质的提高,地方社会整体风气的提升以及地方学术思想的繁兴助益颇显。     

美国多元文化教学及对我国乡村学校教学的启示

多元文化教学是美国现代学校教学的一种基本取向,无论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选择上,它都凸显多元化特质。美国多元文化教学给我国乡村学校教学颇具鉴益：教学目标上,培养适合新农村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教养的文化人;教学内容上,建构富有灵活性和选择性的乡村学校课程文化体系,做到地方特色和普世价值的和谐统一;教学策略上,重建新型式教学文化,促使乡村学生多维能力的培养。     

知识分子与和同文化及民族融合

汉族知识分子是和同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创造和同文化既是统战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组成部分，研究和同文化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知识分子文化始终是处在国家主义文化和无政府主义文化之间的夹缝中,并受到从两个方面来的排挤和压制的文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自身也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思想倾向,但它们从根本上不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是两种知识分子文化形态,这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带来了复杂性和艰难性.加强文化选择的自觉性,并且自觉承担自己所选择的文化道路上的风险和困难,尽量克服自我文化选择的盲目性,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与世俗接轨到与世俗同流──池莉小说解读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文化日益强大。在市民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逐渐丧失．心态尬而痛苦。在这种背景下,池莉以她的三篇小说显示了知识分子对市民文化也即世俗文化由接轨到妥协再到同流的过程,显示了知识分子面对世俗文化时的另一种心态和选择。     

学校文化研究的多维取向

学校文化是学校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进入教育研究领域打开了教育研究的视域,使学校研究中以往量化的科学方法无法顾及的领域可能有所突破。但由于传统的教育研究把文化定位于价值观,因此,学校文化研究并没有给学校研究以强力冲击。其实,价值观层面只是学校文化的一个层面,但不能局限于这样的认识。从方法论之维、内容之维、状态之维和改进之维等多个维度丰富和充盈学校文化研究,对推动学校文化研究向精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

梳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的倾向，基督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五四”时期有关基督教问题的论辩，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思考，促进了国人对于基督教问题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进程，加强了非基督徒与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交往，也应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著者提出应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之中观照异域文化，更要超脱本土文化观照理解异域文化，观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接触。     

儒者之梦,儒道之歌--浅谈诸葛亮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文化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典型的“君子之儒”，是我国古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化身，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产儿，《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和赞颂．是对我国古代典型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揭示和赞颂．也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揭示和礼赞。     

网络文化的价值定位与未来导向

网络文化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具有多元性、众声喧哗性和非权威性。媒体时代的文学写怍强调一种“非审美”的倾向,网络写作使得个体化写作得到了最大的表现平台并提供绝对自由表达的机会和场所．也因为无边的写作导致了文学权威的缺席和意义的平面化。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网络话语平台,对“媒体伦理”和“媒体精神”进行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