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对罗近溪思想的诠释

罗近溪是明代泰州学派代表人物,透过唐君毅先生对其思想的诠释,可提供"即生即身言仁""复以自知"这两条线索来掌握罗近溪的本体论与工夫论。此外,唐先生还讨论了罗近溪与明道、阳明、心斋、龙溪的关联,但对于罗近溪从知爱知敬言良知和受佛学影响之处论述较少。虽然唐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对罗近溪宗旨有不同意见,但皆能展现罗近溪学问特色。     

江右王门修证派刘阳论

刘阳的学说和工夫是基于纠正阳明后学之弊而建立的。其"良知说"一方面将王阳明的良知学与易学之精蕴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又将周敦颐的无欲说和良知学贯通起来,从而丰富了阳明的良知学。刘阳为学最鲜明的特色则是重践履实功,并以此著称于世,是江右王门修证派之大家,而其工夫论主要是在具体指点学者的用功中呈现出来的。他正是通过实际的践履工夫,真正地践行圣贤之学,故成就了圣贤人格。这正是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和贡献,也是江右王门的最大特色和贡献。     

陆王一系的易学系统与精神

自古以来,大易之学有象数、易理两大派系。象数为汉易,易理则为魏晋玄学易与宋明理学易两大阵营。理学易当中,程朱为道学易,船山为气学易,陆王心学一系的易学,则为心学易。南宋陆象山在江西,倡导心学,其中也有其易学的独到见解。象山弟子杨慈湖,本身便精研易学,留有《杨氏易传》一书,以及《己易》一文传世。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之时,便是在贵阳龙场玩易窝当中悟道,其与易学的渊源,可谓关系匪浅。在他四十九岁揭示致良知之旨后,便有“良知即是易”的论说。龙溪是阳明的大弟子,对大易之旨与良知之道的融合与传承,在讲学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阳明后学罗近溪,对于大易之旨的诠释,更是陆王心学一系的高峰。     

王东崖理学思想初探

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王心斋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说”的独特风旨,构筑了一己学说体系,为创立泰州学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心斋殁后,其子王东崖继承了心斋的讲学事业,积极从事讲学活动。他早年师事王阳明高弟王龙溪,并继承了龙溪“现成良知”思想,提出了“率性修道”论。以后又进一步继承并推衍了其父乐学思想,对于发展泰州学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东崖的著作大部分收入《王东崖先生遗集》内。     

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与内在性

在宋明理学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上,朱子、象山、阳明均持肯定态度,只是阳明强调心理一体,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终极天理的内在性上,朱子兼强调其内在于万物与内在于人的两个方面,所以他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强调其内在于人上,故而他们的工夫论重在向内的"尊德性"。由于象山没有指出心在本体论上与终极之理是一体的,所以他并没有详细论证心对于外物的统摄地位。这一点直到阳明才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论黄绾对心学的继承和修正

黄绾对阳明心学既有本体论上的继承发展,又有工夫论上的批评修正。他的本体论思想仍以心学为基础,在以心为本体的前提下,以艮止存心;在工夫论方面,黄绾以强调功效、学与思、天性人情之真来修正王学。黄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学内部一种新的学术倾向。     

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入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 "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阳明的学问是从对生命之根和生命之限的透悟上得来的,他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他的学说是工夫形而上学,他从工夫出发建立形而上学。虽然儒家的本体、境界、工夫三者是同一的,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则更突出工夫的意义。他的"良知"是人的立命之处,"致良知"是基本的工夫。     

论魏庄渠“天根之学”的静与动

黄宗羲认为,魏庄渠的"天根之学"在明代思想史上表现出了某种"转"的迹象,所谓"贯动静而一之",即这种"转"大致上可以看作是宋学系统向明学系统的转变。但是黄氏未免断言太早,庄渠作为一位"醇儒","天根之学"只是试图在"主静涵养"的工夫论基调中完成其"一元化",只是于"静"中似乎透露出了某些"动"的转化契机。通过以"天根"与"天机"为线索的动、静比较分析,可以管窥到庄渠学说与阳明学诸多学者学说的异同之所在。     

《宋元学案》对道南学派的阐释与评价——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中心

在为人处世上,黄宗羲对杨时的软弱无为颇有微词.在哲学思想上,杨时致力于统合北宋五子的思想,开朱熹思想之先声,但仍不免浸染了禅学.编纂者反对后世因为尊崇朱熹之学脉而过于推崇道南学派代表杨时、罗从彦的观点,并订正了《豫章年谱》与《宋史》中罗从彦师事杨时的时间上的讹误.编纂者肯定罗从彦、李侗静中体验未发气象的本体工夫论是对程颢静坐体认天理的识仁思想的深化,是入门的工夫手段,而朱熹的批评是担心此方法之流弊,因此朱熹居敬穷理的二元工夫论已背离了师说.     

蜀中隐逸杨甲仁心学思想述论

杨甲仁是固守陆王心学传统的清初四川学者.他认为心性本体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一以贯之的,是个人所认取的自己内心显露的灵明境界,是主体意识超越化.以此而来,他主张先认本体后做工夫,工夫是就本体而做的,没有离本体而言的工夫,否则即是支离.由于本体的获取不是依功夫而来的,功夫的意义只是对一时显露的本体的持养,所以他认为工夫只分生熟,不分层次.站在心学的立场上,他吸收朱子的理气论,将其改造为统属于心性修养论的性气论,主张性气不离不杂,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修养论上的以性化气.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路径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以"龙场悟道"为分界,此前之阳明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程朱易学之因循,而基本不作自身之发挥;"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则是发挥易理以证其"道";随着工夫之精熟易简,王阳明又提出"良知即是易",指出二者本体与工夫之一致性,此为阳明易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良知与易道圆融。     

王龙溪和王阳明思想关系析论

王龙溪和王阳明之间的学术关系是研究阳明学整个运动的重要内容,对其的考察可以有助于深化对阳明学发展的认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龙溪之于阳明有两重关系,即本体良知上的相应和功夫理论上的脱离。对于以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来说。相对于本体上的相契,功夫理论上的偏离无疑更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龙溪在功夫理论上对阳明实地用功的脱离。客观上导致了阳明后学末流脱儒入禅的思想局面,成为后世思想界批判的对象。     

主持人语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研究阳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阳明先生逝世之后,阳明学发生了分化,主要后学流派有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和浙中学派等,其中以江右学派最得王学真传。本期就以江右学派的三个人物为例,来分析其思想及其对王学的实践:《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主要通过对邓元锡《论儒释     

浙中王学的兴衰——以钱德洪、王畿关系为主线

在阳明门下,王龙溪的个性明爽颖悟,属于真真切切的随任开放型,钱绪山的性格偏向于拘谨淳厚,属于实实在在的安分保守型。龙溪＂之学玄矣＂,然龙溪的＂玄＂,恰好可衬托出绪山的＂实＂;一＂玄＂一＂实＂,在王门中可谓相得益彰。比较而言,龙溪注重＂存异＂,绪山看重＂归一＂。然在后阳明时代,龙溪的影响力逐渐超过绪山,进而使龙溪越来越自信,以至在学问上轻视绪山。钱王关系的不和,对王学尤其是浙中王学的发展与壮大虽不能说是致命的,亦是伤及元气的。浙中王学因绪山、龙溪的传续而兴旺,又因绪山、龙溪的不和而衰微。     

浅论泰州学派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人本主义有其渊远的历史根源,蕴含在泰州学派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在明王朝后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它超越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而独树一帜,对人的个体性价值的褒扬在王艮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而影响到泰州后学,决定了泰州学派的主要发展方向。     

论邹东廓的戒惧工夫思想

邹东廓以“戒惧于本体”来继承并发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邹东廓是在经历了“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等工夫进路后,才达到“戒惧于本体”的工夫境界的,并经常以这三个工夫次第开示学者。邹东廓批评了把警惕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警惕是良知本体题中应有之义,戒惧工夫不妨碍本体自然流行。邹东廓的戒惧于本体的工夫进路与王龙溪的心体上立根的工夫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龙溪认为在心体上用工夫只适合上根人,而东廓没有做如此区分。     

读书便是致良知——池田草庵与幕末日本阳明学

池田草庵（1813-1878）是日本阳明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幼年学佛,经由古文辞学契入儒学,以阳明学为宗,以刘宗周“慎独”为工夫,融会朱子学之经学,最终归本张栻的“敬”学,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体现出幕末阳明学者兼容并蓄、重视实用的学术综合性。草庵接续并发展了大塩中斋“读书便是致良知”的论断,提倡以四书、六经作为入学的门径,以修身作为治学的要津,既补救了朱子后学陷于支离的弊病,也发展了阳明学的良知论。最后,草庵提出“以身体之”的经学方法,强调以阳明学指导经学,纠正幕末经学陷于繁琐的考证风气,为幕末日本革新知识体系提供了思路,回应了幕末日本的时代问题。     

泰州学派中的教育家与殉道者--论何心隐及其思想

泰州学派传人何心隐，系明代后期教育家，是泰州学派思想的殉道人。通过对《何心隐集》及其他资料的分析，认为其哲学思想源于《洪范》，重自然天性的主体意识；政治思想上强调道德平等论，“以仁出政”，从而分析出何心隐殉道的历史原因。     

晚清的儒学

<正>清代儒学，承明季之绪而衍变。明中叶后，阳明心学流播，反映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衰颓。阳明心学的衍变，为王艮的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的发展，则出现了反理学的“异端”。但是，阳明心学的末流流于清谈，被诟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甚至被认为明朝覆亡的原因。清初，学风又发生变化。经世之学与考据学抬头，以改变明末空疏无用的学风。而程朱理学也排拒陆王心学，虽无新意，但仍被尊为官方之学。至乾隆年间，考据学兴盛，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于是有程朱与陆王之辩，宋学与汉学之争。庄存与则治公羊学，开常州学派之端，复兴今文经学。然而这些变化，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本文即试图研讨晚清（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儒学变化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