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农村民间组织的功能分析－对澄海市外砂镇南社乡的调查与思考

民间组织是中国社会非正统控制的重要组成力量，在中国华南广大农村村落到处存在着被家族、宗族控制、影响着的老人组、亲人会的民间组织。通过对澄海市外砂镇南社乡王氏单姓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该乡存在的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正朝着宗族重建的方向发展，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它们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民间组织形成发展、组织功能、作用的认识了解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了解当前潮汕农村社会状况，科学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充分利用农村民间组织这一雄厚的文化资源，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进一步促进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     

传统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启示

传统民间组织与当今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决定了传统民间组织内部治理模式对于当今村庄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家族宗族和乡约是古代最重要的两类乡村民间组织,主要通过族长、家法族规和乡约规则进行治理。而善堂善会、会馆和行会等则着重通过财务公开提高组织的公信力,从而增强其生命力。传统民间组织内部治理模式启示我们要加强农村民间组织建设,完善村民委员会治理结构,并形成监督制约机制。     

发挥民间组织潜能为构建和谐江苏服务

民间组织是成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促进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苏省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政府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民间组织的行政色彩,引导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大对民间组织的培育及支持,使其更好地为构建和谐江苏服务.     

清代宗族研究概述

宗族是中国乡土社会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组织.到了清代,宗族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膨胀,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诸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晚清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之后,宗族这一传统社会的群体组织,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并继续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

宗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作为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一直存在下来。因此不能否认宗族作为乡村社会运营中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一点。明清时代的乡村组织里甲、保甲、乡约等也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对宗族和乡村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充分进行。文章通过分析明隆庆六年(1572)徽州祁门县文堂陈氏所施行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试图发现乡约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淮阳乡村基层民间组织及嬗变

近代淮阳地区乡村基层民间组织名目繁多，涉及到乡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其存在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但在宗族实力减弱，国家对基层控制不全面，以及淮阳农村生存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又有其发生、发展的新历史条件和特点，这些组织有其落后性，但又孕育了新的因素。     

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与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以《泰泉乡礼》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在广大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黄佐在其《泰泉乡礼》中对此多有记述。由《泰泉乡礼》,可见传统国家通过编织民间社会在乡村社区建立了多层面而又相互贯通的道德教化网络,藉此,在广大乡村构建起“心悦诚服”的统治秩序。以《泰泉乡礼》为参照,当代新农村建设不应忽视道德教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更须格外关注。     

明清徽州的民间调处及其演变——以文书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明清时期的徼州,地方纠纷和诉讼多于民间范畴内得以调处.民间调处的途径灵活多样.里甲、里老、乡约、保甲等基层组织;宗族、文会等社会团体;中人等民间群体,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遵宪发展民间组织的理论和实践

黄遵宪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民间组织,民间力量弱小,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缺少政治制衡的力量,专制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要挽救民族的危机,必须建立民间组织,发展民间力量,改革传统政治体制。他设计了成立学会、开办保卫局、民办学校、兴办报纸等发展民间组织的具体措施,其理论和实践对近代中国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的"第三领域"问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剧，自明中叶开始，为维护农村的稳定，最高统治阶级建立了旨在“缉奸歼盗”的保甲和“劝善惩恶”的乡约等基层组织。至清代前期，封建统治者更是积极提倡乡约，致力教化，由地方官府负责宗族中“族正”的选举与任免，从而将宗族组织控制在国家政权之下。所谓独立调解与裁判民间纷争的“第三领域”，在明清专制主义政权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     

农村社区建设中宗族因素作用与政策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宗族组织作为历史上农村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形式,必然对农村社区建设产生影响。辩证地看待宗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正确利用和改造宗族组织,使宗族力量成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有益补充,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民族地区宗族组织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以湘西永顺县土家族村寨Q村为例

宗族组织在历史上一直是湘西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形式,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必然产生影响。笔者根据调查,认为当代残存宗族组织与新农村建设既有兼容性也有非兼容性,其产生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对这种利弊皆存的传统社区组织,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对其组织原则、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进行调适,使宗族功能朝着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转变。     

宗法意识下的秦淮花灯艺术研究

秦淮花灯是南京最具特色的民间工艺之一,秦淮花灯是南京秦淮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国民间艺术精品之一,从浓浓的民间趣味中投映出宗法意识的印记。在这里宗法意识一改上层社会中肃穆庄重的仪态,借以多姿的民间艺术让宗法意识得以表现。以对秦淮花灯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为线索进行研究,旨在讨论隐藏在民间艺术背后,起操纵作用却又不彰显的宗法意识,对以秦淮花灯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产生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侗款与侗族的家族组织

"款"和家族组织是侗族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组织,在侗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款"和家族组织尽管性质不同,一个是地缘组织,一个是血缘组织。然而两者在侗族传统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和功能,两者均是为了维持侗族社会的内部秩序,整合内部资源,并调解与外部的关系。家族组织是"款"的组成部分,"款"是若干个家族组织的联合。"款"组织有助于调解家族与家族之间矛盾和冲突,以及联合各家族解决家族所不能解决的事情。"款"的基础是家族组织,"款"只有通过这一血缘组织,才能调动最底层的民众,并使其"款约"真正在社会被实行。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困境及化解对策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推动乡村内外资源整合、促进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推进乡村社会多元治理制度生成和引导乡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加速,新乡贤及在其基础上诞生的新乡贤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化解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人才短缺、合法性存疑、与政府组织合作不畅及受传统认知制约影响治理效果等困境,成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因此,需通过政策引领、身份支撑、平台构建及转变认知等路径,化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     

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

入清以来，乐安县流坑董氏宗族在曾经发达的科举业迅速衰落后，以宗族组织为依托，控制了乌江上游的山林和竹木买卖，使族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贸也成为族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回报，商人积极参与乡村和宗族建设，使董氏宗族得以复兴。     

传统社区资源动员与农民有组织抗争——对东南沿海农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

目前农村所发生抗争性集体行动都具有依靠社区自身资源动员的特征。通过对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三起抗争性集体行动案例分析,认为传统社区乡族文化再利用是当前农村抗争性集体动动的重要资源,乡村老年协会等草根组织则发挥组织与带动作用,这是一种传统社区资源动员模式。为预防农民有组织抗争,需要引导农民走依法抗争之路。     

对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的思考

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国家的和谐稳定。我们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农村工作,重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通过深入分析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和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两支队伍建设、创新组织设置形式和活动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健全制度机制等对策和建议。     

社会管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社会管理的核心力量,在农村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领导者、协调者和服务者的重要角色。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着服务意识不强、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权责不清、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不足、农村党员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等方面的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正视自己的不足,完善自身,用与时俱进的勇气迎接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挑战。只有重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示范作用．才能逐步实现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     

关于营造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良好成长环境的探讨

目前农村合作组织在我国之所以发展相对落后并且遭遇瓶颈,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既包含宏观的国家政策、体制、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组织本身的问题。只有主观上改变农民对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认识,客观上优化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健全组织运行的内部机制,才能实现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快速健康的成长。